二渡赤水
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红军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红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20日三日内，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寺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次日中午，红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红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三渡、四渡赤水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中正于1935年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红军的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红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改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黔军)。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成立的)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县境就构思好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中正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同朱德产生分歧。
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 “万急”电报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大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95页)。在座的首长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81页)。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电视剧《长征》中有这个场境)，结果把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1935年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
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页)。1959年初努力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页)。
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突围转移(“长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后朱德提出的)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领导红军打仗、求生存。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时，就构思成熟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两次被动转移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不放弃进攻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就是希望从长计议，实施把滇军调出来，进滇入川战略计划。
1935年3月13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由枫香坝奔袭驻遵义县第十二上区西安镇(今泮水镇西安村)、泮水镇黔军犹禹九旅周相魁团、宋华轩团，佯攻黔西县打鼓新场，是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引出来聚歼。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一举将黔军周相魁团、宋华轩团驱逐到打鼓新场，驻进遵义县第十二中区岩孔场(今金沙县岩孔镇)，开展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政权。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倾巢而出，向打鼓新场开进;前锋行进到三元洞，发现主力红军没有去进攻打鼓新场，急返鲁班场修筑碉堡、工事固守。
1935年3月14日，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率领红十团、红十三团奉命由岩孔场赶往鲁班场参加会攻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途经遵义县第十二上区(泮水区)洪关坝(今洪关苗族乡)，遭溃驻小坝场(今洪关苗族乡小坝场村)的黔军伏击，牺牲30多名红军战士，当地农民将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树梁子山上。当时已9岁的老农马光昌述说：他亲眼看见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剥光了红军尸体上的衣帽，挑到马家沟河中冲洗。那个老头还送给他一顶帽子，帽子上有红布五角星，他戴着跑回家，遭到老父亲一顿臭骂：如果皂角树梁子山上埋的是土匪或黔军士兵的尸体，我宁可相信那些土匪或黔军官兵没有父、母、兄、弟等亲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亲人那么狠心!
3月15月2时，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由现驻地向鲁班场运动，对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拉开决战态势。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国民党军都吸引到黔北来，找个缝隙突出蒋中正设置的大包围圈套小包圈。双方激战至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接报：距鲁班场西北60里，川军8个团向鲁班场开来;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鲁班场开进，前锋已到遵义县第十二下区枫香坝、花苗田。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县中枢镇(今仁怀市中心城区)、茅台镇转移。16日，朱德从坛厂经怀阳洞向中枢镇行进，前往茅台镇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进川南。如果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所迫的被动转移。那么，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就是带有战略性的主动转移。
1935年3月16日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渡河前，毛泽东吩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工兵去二郎滩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时架设的浮桥是否存在。虽然时任中革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的回忆有待考证(因为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击，后卫部队过河后是要毁桥的)，但是却佐证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迷惑蒋中正，调动国民党军。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中正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3月20日～22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23日经习水二郎、仁怀三合、大坝、高大坪。
3月24日经小箐沟到喜头的石火炉、李村沟及鱼塘。
1935年3月25日进驻闷头台(今仁怀市喜头镇)竹林湾。
3月26日经土地坎、天子庙(今喜头镇共和村)、火石坪、当晚进住洞口坪(今遵义县芝麻镇竹元村)。3月27日经草皇坝到干溪、到干溪后，朱德命令红九军团，立即移狗(苟)坝西之马鬃岭(苟坝与纸房的界山)为暂时活动枢纽。从28日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今仁怀市长岗镇)、一向枫香坝(遵义县枫香镇)伪装主力活动。
1935年3月28日，朱德再次命令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枫香坝至长干山至坛厂路上)摆露天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消灭之的模样，掩护主力秘密迅速南转移。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中央纵队秘密、迅速地钻过鸭溪至白腊坎不足15华里国民党军封锁线缝隙，转移去黔西县沙土镇后山乡。
1935年3月30日从后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跳出蒋中正精心设置的“绝境”。
1935年3月31日，毛泽东去到红二师，在路旁摊开地图，在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第一次公开他把“滇军调出来”的战略构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之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黄平。这时候，蒋中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红军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在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帮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和在苟坝会议进入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核心后亲自指挥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过程是毛泽东构思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的基础;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为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萧华将军《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广义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