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安石的个性雄强、脾气倔强，与韩愈颇有相似之处。清人袁枚云：“昔人言白香山诗，无一句不自在；故其为人和平乐易。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愚谓荆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项；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其平生最得意句云：‘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余以为首句是乞儿向阳，次句是村童逃学。”(29)袁枚以性灵的标准去评价王安石，自然是南辕北辙，不得要领。王安石的性情刻酷，会对他的诗凿险缒幽起到一定作用，但还不至于“自堕魔障”。王诗也有从艰险岔道进入，又走回康庄大道的时候。正是王安石的“意气”，决定了他对前代的韩愈不会服气。不过，就学诗而言，两人的道路又体现出不期然而然的相似状况，很值得深思。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韩愈之于宋人，就像西天拜佛取经路上绕不过去的火焰山一样，任王安石的本领有多高强，也无济于事。宋人敖陶孙《诗评》云：“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30)清人王士禛也批评王安石“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无一天性语”。(31)话讲得虽然不好听，但确实道出了王安石和韩愈的共同点。
王安石在众多学韩诗的宋人中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特殊人物，探究其诗之学韩，不仅对研究王本人的诗歌艺术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梳理赵宋一代之诗学也有不可忽视的诗学意义与价值。简言之，关于宋诗的艺术特征，历代学者做过不少精辟允当的概括，笔者较欣赏陈衍“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评析，以为颇能抉出宋调内在的真精神，而王安石的诗是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此种特征的，这和他的学杜参韩颇有关系。王安石是宋诗一代面目的成就者，其诗之学韩的深层意义在于为宋诗的发展辟山开道。
欧阳修之后，宋人“以文为诗”已成汹涌澎湃的诗学潮流，即使安石主观上对韩愈有微词，但客观上总还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一时风气的浸染。在北宋，欧、梅等首先标举韩愈“以文为诗”，他们为以思理筋骨见胜的“新宋诗”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学韩也颇有缺失，叨叙事理时有语言平实滞缓之病，而缺少一种抑扬顿挫的法度。比较而论，王安石对韩诗艺术有更为优秀的创造性继承，他“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32)他还注重探讨韩诗章法、句法、字法，进入自觉研习法度的新阶段。在章法上，王安石刻意安排，笔力纵横；在句法上化骈为散，以骈偶之句，运单行之气；在字法上融百家语汇，精于锻炼。方东树说：“向谓欧公思深，今读半山，其思深妙，更过于欧。”(33)所谓“其思深妙，更过于欧”恐怕就是指安石比欧阳修更多地在诗艺诗法上用力锻炼。梁昆《宋诗派别论》专门列有“荆公派”，论及此派“习尚”，认为有好古体、重炼意、好纪事、好集句、好窜改古人诗句以为己诗、好用联绵字等诸项，实则这些“习尚”皆“以文为诗”的种种表现，都与王氏在欧阳修基础上学韩密不可分。
凡事都需一分为二地看待。厚学养而作诗，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片面地用学识去补救诗情的匮乏，大掉书袋，那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王安石，“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34)这也算“以文为诗”给诗歌带来的负面效应。
王安石承欧阳修借鉴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议论精警、讲究锻炼、刻意求奇，已开江西派之先声，且让宋诗更明晰地表现出自身的艺术风貌，代表了宋诗的发展方向。如梁启超说：“山谷为江西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35)当然，韩愈只是王安石研习诗歌的众多前代典范中的“这一个”，但“这一个”相当重要，对王安石形成自己的诗歌风貌、对推动宋诗的历史演进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清人田雯曰：“王临川恢奇纵横，可为欧阳后劲，苏、黄前矛矣。”(36)要之，王安石诗借鉴韩诗而法度整严，比欧阳修、梅尧臣等更多表现出“新宋诗”的独特面目，是宋诗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宋调面貌特质的彰显有相当影响，可视为宋诗上承欧、梅下启苏、黄的枢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