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的原文翻译

2020-04-24韩愈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学生李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师说原文翻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师说

  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师存在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一般人,他们(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不是我所说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方面倒要学习,大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巫医乐师与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与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与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经文与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鉴赏

  韩愈作《师说》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与不断实践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年轻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主张。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后期,是有现实社会条件。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政治目服务。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现实利益要求。韩愈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成绩;更重要是他不顾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鼓励与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与解放精神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家庭教养与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与仕宦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有礼貌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与“情过”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人格修养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与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奇怪,以至纷纷议论与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们怎样陷害,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陷害,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青年担忧。《师说》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青年李蟠而作。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陷害者来一个公开答复与严正驳斥。他是有放矢。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各行各业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圣人”没有一定师,孔子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论点,师与弟子关系是相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与弟子关系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陷害者,更可贵是提出了三点崭新、进步“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能力;师与弟子关系是相对,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师。这些思想把师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与弟子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保守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与他后来发展“道统”思想矛盾。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流布,鼓舞与吸引了更多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顽固“士大夫之族”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职位,第一次被当权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与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当时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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