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宝、黛爱情与时代性不相符合
贾宝玉虽然出生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因为“衔玉而生”，使贾宝玉在贾府取得了特殊的地位，使他成为了贾府的“宝贝”，“命根子”，因此，贾府的统治者就一定要把他培养造就成为封建贵族的接班人。贾母的宠爱、贾政的严格，宝钗、湘云的劝戒等等，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上行动的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都要使宝玉从公子变为老爷。而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恰恰在这“宠爱”、“严格”、“劝戒”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贾宝玉彻底否定“仕官之途”，他给那些所谓借“读书上进”的人起了一个美名：“禄蠹”。贾雨村在宝玉的眼中就是最典型的“禄蠹”，贾宝玉从心眼里厌恶这些人，并不是他个人与之的恩怨。他认为“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是把后世“须眉洁物”引导成“禄蠹”的根本原因，因此，宝玉厌恶“禄蠹”实际上是反对使人变成“禄蠹”的那些“立意造言”，也就是反对封建道德思想。把这种叛逆思想，形成了他与贾政之间尖锐的对立。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在贾府中既是“宠儿”又是“囚徒”。他虽然过着极其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却有着强烈的不自由的痛苦。王夫人到怡红院“阅人”时，盛怒之下说一句话：“打量我隔得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这就表明，宝玉确是在王夫人等的“心耳神意”的监视，管束下生活的。他当然没有自由，他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读书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交朋友的自由，更没有婚姻的自由，对于这种封建势力的囚禁，他是深深感到苦痛的。第四十七回中，宝玉对柳湘莲表达了他由衷的苦闷：“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作不了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人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不由我使”。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宝玉要求自由的思想，他虽为公子，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在他心目中都没有严格的主子，奴婢的等级观念。贾宝玉对于他们是实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他尽心地结交他们，“他纵容得怡红院的丫头们越发没有了样儿”，并且宝玉还有一个最被众人所潮笑的观念思想，就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宝玉见人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是因为封建制度下的男子的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特别严重;他见女儿便觉清爽是因为女子在这方面污染的比较少，并且他们是受害深重的主要受害者。“天地问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是宝玉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大胆的反抗。
贾宝玉是贵族公子，林黛玉虽然在贾府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但她同样是一位千金小姐，不过她母亲早死，家庭破落比较快，疲于奔命的父亲顾不得给她进行传统的封建道德教育，伦理教育等，因而黛玉在思想上易于接受民主思潮的影响的空隙比较大。林黛玉从小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杨州，受到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影响比贾宝玉更为深刻，她在贾府的地位又决定了她对摆脱封建礼教和封建法权的羁绊的自由自主的生活的追求，必须要比贾宝玉更为强烈。因此，在贾宝玉与以贾政为代理的卫道者之间的冲突中，林黛玉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贾宝玉一边，而且生怕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没”了。贾宝玉挨了贾政的毒打之后，林黛玉探问宝玉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都改了吧?”然而贾宝玉最终也没有“改”。她从来不用什么“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什么“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去劝戒贾宝玉“改”掉其发自内心深处的叛逆思想。这就是他们相亲相爱的深厚的政治基础。
判逆者爱情，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为“连心结”，当他们成为“知已”的时候，人们说他们“爱情发展”了，倒不如说他们手携着手在叛逆的道路上越来越远了，这样的“爱情”，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许的。象宝玉、黛玉这样的青年，他们各自的婚姻问题毫无疑问应该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的，并服从于他们的家族的政治要求的，这些，在封建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合乎常规道理的，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则是封建主义所绝对不能容许的。然而，宝黛二人由于具有叛逆的“性格”，对封建礼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们对“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挑战。贾宝至公然表示：“你们说‘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前盟’”，所以，贾府的当权人物们必定把这对叛逆者拆散。纵使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也无力回天挽回失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