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小说潮流中，“底层叙事”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景观。所谓“底层叙事”，主要指一种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创作意识，以及由此体现的叙事状况。它涉及到题材、主题和价值评判等具体问题。在新世纪底层叙事中，贾平凹的小说《高兴》成了文坛关注的一个焦点。
贾平凹在《高兴》中呈现了一个非常陌生化的底层世界――拾荒者的城市生活，书写了他们艰难生存的人生经历，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当代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在整个文本中，反讽成为叙述的一个主要基调。贾平凹在反讽的冷静叙述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思考，同时也拓展了审美想象空间，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张力美。
“反讽”最初是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格，现代叙事学把反讽扩展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与结构原则。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把它概括为：“作者用来指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由于反讽在叙述事件、塑造形象及显示情感上意婉旨微，深刻有力，耐人寻味，它不仅被认为是一切叙事文学，乃至诗歌不可或缺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修辞手段，甚至被当作一种评价作品的标准和美学尺度，因此人们倾向于把它当作一种超技巧的范畴来看。大体上来看贾平凹作品中的反讽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贾平凹运用了“事件反讽”的艺术手法。“事件反讽”主要指始料不及的事态变化总是使被嘲弄者的企盼、计划等遭到挫折，或尽管最后他可能获得企盼已久的东西，但为时已晚。在这部作品中，作家成功的塑造了主人公刘高兴的形象。他身上集中地反映出，当代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贾平凹主要从精神方面，对刘高兴这个人物进行了细致刻画，试图揭示他对精神世界的渴求与提升。在刘高兴的精神世界里，他向往城市生活，并始终坚信自己终会成为城市人。为此他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为了成为城里人，他早在进城前就把一个肾捐给了城里人。因为城里人的身上存活着他的肾，即存活着他的生命源动力。他对于肾的下落的追寻，也就成为对自己生命存在与文化精神的追寻和确认。另一方面，刘高兴还不满足于这种自我的确证，他还要城市“他者”对他进行认可。所以，他怀抱着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来西安寻找他的爱情。
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刘高兴对于肾的追寻，结果却是与其愿望相错位的，从城里人韦达身上寻找到的不是肾，而是肝;而隐喻刘高兴爱情的红色女式高跟鞋，并未穿在城里女人的脚上，却在同是从乡下来的妓x孟夷纯的脚上找到了归宿。也就是说，刘高兴在城里人身上，并未寻求到与其生命情感和文化精神相融通的生命存在本源。
其次，在结构上，贾平凹运用了“对举”陈述的结构反讽形式。结构反讽是存在于作品整体结构中的一种反讽形式。这种反讽注重把那些具有对立性质的东西在作品中予以并置，从而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高兴》中，贾平凹为了让底层说话，选择了以刘高兴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但这部小说的叙述声音不是单一的，在刘高兴所代表的认同城市、亲近城市的声音之外，还有以五富和黄八为代表的仇视城市、拒绝城市的声音。
作者通过这两种声音对举的方式来增大文本的意义空间。一方面，叙述人刘高兴的底层声音是一种“高兴”的声音，开朗、幽默、乐观，作者着意让这种声音在文本中居于主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五富、黄八等人传达的是一种悲伤的声音，低沉、忧郁、绝望，这是一种寄寓了作者深切同情的声音。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临近小说结局的`时候，这种同情的道德化声音，最终压倒了此前一直居主要地位的刘高兴的喜剧声音。在这两种声音的较量中，突出了贾平凹对现代城市的绝望和控诉。
再次，在叙述基调上，《高兴》的反讽主要体现为“间距”式的情境反讽。情境反讽是一种更具隐蔽性、具有更深反讽意蕴的反讽形式。“间距”式的情境反讽强调文本在叙述过程中讲述声音与事件声音的错离，在两种声音的不同角度、情感与道德尺度中呈现反讽意味。《高兴》典型地体现了轻松话语与艰窘生活之间的“间距”。与其它叙述乡下人进城的作品一样，对乡下人在城市生活的艰难性、困苦性等也做了描述。
读《高兴》，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们会为那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孤独、卑微、受到歧视的农民的心酸而感叹。但这种情绪的强烈，不是因为作者在作品中渲染了生活的苦难，展示了社会的残酷，而恰恰相反，是因为作者在他们苦难的底色上写了刘高兴们在城市里的快活。
基于此，贾平凹曾经谈到：“越写他们的惬意，越写他们的快乐，我心里越沉重。”譬如，开头写刘高兴背尸，在火车站广场被警察发现，我们读者感到心酸之极时，他却荡开笔墨去写周围的景色。
的确，对于这部作品来说，如果作者一味张扬主人公精神理想和不屈的意志，不触及苦难，那无疑是浅薄的。相反，作者如果单纯描写生活的苦难、关注底层百姓的民生，采取把现实的严峻加以夸张、强调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贾平凹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具体的叙述中，在整个小说的情境氛围把握上运用了“间距”式反讽的方法把两个方面加以整体描摹。这才有我们在厚重、广阔的苦难底色上所看到的鲜亮的涂抹――人的乐观与机智的笑容。
贾平凹正是通过反讽艺术的运用，使作品思想内涵更为深刻。这些反讽手法的运用，使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悖论，也产生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从中我们也看到了贾平凹对人命运的深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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