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在文革时期是特定的队伍，他们无意识地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一方面主力。后来两名欧洲记者与贾平凹对话，谈到真正阶级斗争应该是在欧洲，代表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为了代表权力争夺议会议员席位，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将所谓的阶级斗争搞得那么火。这难道与中国是内陆国家，很少受外界影响，需要内部矛盾才能让国家这个机体动起来有关吗?而且中国的内部斗争，往往是少数菁英阶层受到牵绊，往往是为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的人，却要成为大多数人发泄的气筒。《我是农民》中作者家乡商镇，历史渊源很深，商鞅当年封邑在这里，秦末汉初的“四皓”也曾居住在山上。所以这里的人们也充满了悲剧气氛。另外，正如贾平凹所言，有些属性确实一时无法改变，正如文中所描述的：“人性天然使然。知识决定着人的素质，钱财可以提高人的境界。城镇的孩子与乡下的孩子智商并没有什么差别，城镇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聪明、大方、灵活是因为见多识广，乡下的孩子却因穷产生自卑、萎缩、胆怯而转变为强烈的嫉妒。人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愁恨有钱人，愁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了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这种经历可以自省其身，发现自己骨子中的农民属性。
贾平凹的下乡生活与一般的知青有着重要的区别，正如作者所言：“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回到故乡的土地上，用自己涉外的经验及视角来重新审视故乡的风情与变化。正如作者的女儿问自己知青的苦难，作者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没有遇到饭店饿了一整天的饥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本质上时不一样的，孩子!”这句话点明了知青下乡与乡下的百姓所受的苦并不一样，知识青年总认为吃了很多苦，其实无非找不到饭店的饥，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农民长久的苦是有着重要区别的。作者对于外来的知青是充满厌恶之情的，如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作者对于知青回城并未有什么不平衡“当征兵、招干、招工以后，城市来的知青先先后后都走了，我们回乡来的知青并没有嫉妒和做过什么破坏工作，因为天经地义，他们是应该的。这如同都是窑里烧出来的，而瓦就是用在屋顶，砖块只能砌在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