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开了口，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点面子他总要给的。他显得非常为难，说了一堆谁谁谁来借钱，谁谁谁借了钱到现在也没有还的话。我说我不管，反正我要借钱，“不给利息，100天保证还帐，赖一天罚5元，你可以扣我的稿费单子。”
他沉吟良久，觉得不借给我似乎也下不来台。于是便心生一计，说借钱可以，但要苍天作证，凭运气说话。他拿了件蓝色的上衣，捂在抽斗上，让我伸进手去，就像在暗箱里装胶卷那样，只准摸一张支票出来。摸多少就是多少，不够了自己再想办法。
他这一招很厉害，他那支票里，百元以上的没有几张，有许多张都是二三十元的。只准摸一张，摸上一张20元的，又不顶用，又要领情。但我也知道他有一张最大的是700元。那是《山地笔记》出集子的钱。这已经是贾平凹给足了面子，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手从蓝衣服下面伸进抽斗，摸着了盒子里的那一摞支票。手指头上没有长眼睛，实在分辨不出支票上的钱数。贾平凹站在旁边，抽一支烟得意地说：“摸呀，过3分钟摸不出来，宣布协议作废，可别说我不借钱给你!”
以我和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这些支票在金额的排列上不可能没有规律。他是个极有心计的人，点这些支票肯定是他的业余爱好。于是我便想到乡下的俊子这几天要来，到时候他肯定要把支票拿给她看。他要让她有个惊喜：哇，这么多钱!那就是说，最上边的一张极有可能是金额最大的一张。于是我便抽了最上面的一张。果真不假，是那张700 元的支票。
贾平凹傻眼了，我得意了。
又一夜，作家王作人在我家闲坐。那时候贾平凹已结婚，带着女儿和俊子住在我家隔壁，是租农民的房子。午夜时分，王作人告辞，路过贾平凹院门，顺便进去问他一声。俊子正在院里洗衣服，问贾平凹时她说在床上打滚呢，肚子疼。隔着窗子一瞧，贾平凹赤条条穿个小裤衩，大虾一样蜷在床上。还不赶快送医院?俊子说，半夜三更的，又没有救护车。我和老王都急了，说要什么救护车呀，靠在墙上的架子车就是救护车!于是便抬了平凹出来放在架子车上，一人拉一人推，俊子推着老王的自行车在后边跟着，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中心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