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怪小说下的神秘主义
另外，从文体的角度看，《太白山记》的魔幻风格使其成为“当代志怪”的一篇代表作。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小说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初具规模，标志之一便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高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现实的苦难逼使人逃入幻想的“象牙之塔”，于是，佛教大兴，道教大兴;于是，也就有了谈巫说鬼，“发明神道之不诬”(干宝语)的志怪小说，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一片黑暗之中，佛徒的赤子之心灼灼闪烁。而志怪小说那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简洁朴素的叙事语言，也在中国小说史上立下了一块碑[2]。后来的唐宋传奇、明清小说中，魔幻之笔虽有变化但并不曾断绝。
贾平凹的寻根，当然也有着鲜明韵当代意识。商州二录，就是当代文化人的日光录、当代文化人的认识录。在长篇小说《商州》里，作家对这个创作主体，作了更加具体更加清晰的揭示。作品安排了一个复调的或者说双线发展的叙述线索，即除了主要情节外，还写了一个考察商州的文化人，细致地介绍了他的活动，他的行踪，他的动机和他的认识。那是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其经历、性格、气质、思想，都同贾平凹很相似，所以，把这个形象理解为作家本身的暗示也是可以的。这个青年的商州之行，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当他还是个商州乡村后生时，他不满山地里的闭塞、贫穷，渴望远方的世界，渴望繁华热闹，向往代表现代化水平的都市文明。后来，成了文化人，进入了都市，在那里，却又产生了另一种苦闷，那就是都市人精神上的紧张压抑，人与人关系的复杂，生活的乏味无情……深深的失望之后，回眸故乡，蓦然醒悟。那山那水，那古朴民风，那里的人们，显然保留着与都市很不相同的特色，其中，当然也包含一种引人注目、让人留恋的美妒这些特点，这种美，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这位年轻的文化人，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开始了对商州文化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