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和贾平凹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交流。我说，可以通过中外翻译家进行合作的模式解决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难题。在这种跨国合作中，我们需要中方译者拥有更高的素质。这里的素质不仅仅是指翻译过程中的技巧与方法，更是要求中方译者对中文作品的全面深入的理解：因为中方译者需要向外国译者说明文本中所蕴含的多层次的思想内涵。翻译世界中并不缺乏完美的中外合作模式，例如：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Yang)、沙博理(Sidney Shapiro)和凤子、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林丽君等，都是极具默契与水平的跨国合作典范。我还曾以类似模式进行过尝试，合作翻译了滕云先生的《孙犁十四章》的目录，因为文学翻译的本身难度，我感觉到翻译过程充满艰辛。但是我确信，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贾平凹先生听后点点头，又说：我自己的作品翻译出去一些，影响不是很大，我看西方人未必喜欢中国作品。这就更需要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以更好、更准确、更丰满的翻译文本呈现在外国读者面前。
我读过贾平凹先生的一些作品，理解他这番话的深意，便将英美文学权威、南开大学原外文系主任常耀信教授的见解，作为回答：西方的意识世界建立在“原罪”的基础之上，当然文学与文化也不能避免。其文学文化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虽然有许多蕴含美好道德水准的作品不断面世，但到了当代，西方文学发展中出现了向负面、消极方向倾斜的作品。仿佛是一种“此消彼长”，物质生活愈优厚，精神愈加贫乏。而我国的文学传统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文学创作多是劝人向上、向善、向往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