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季老的面貌，最让人注意的是两个大大的眼袋。那不是常见的一种寿征，那眼袋里藏的是眼泪;他的眼袋之所以大，是因为感情太深，流了太多眼泪的缘故。
季老有一个永久的悔，就是儿时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6岁就离开生母，后来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呆的时间都很短。想着母亲多少日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迎养母亲。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去世了。“当我从北京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不该，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此后数十年，季老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直到耄耋之年，面影迷离模糊的母亲仍频来入梦，季老“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近些年，季老有一些师辈、故友相继故去，他在写悼念文章时，总是充满着悲哀，以至经常“泪眼模糊”，“泪如泉涌”，心灵颤抖。感情的丰富并非是因为年纪大了。1935至1945年，季老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有一位“母亲般的女房东”和两位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和西克教授。1941年季老获得博士学位后，曾一度尝试回国。其时，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入伍，只剩下西克教授，想到一离开德国，“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就容易动感情，现更抑制不住了，很想哭上一场。”后来二战爆发，季老终于没走成。战争期间物资缺乏，季老几年都是饿肚子的感觉，做梦都梦见家乡的花生米，因此他发愿要给西克老人增加点营养。他省下一两个月的奶油，又不知从哪里弄到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最有名的糕点店烤了一个蛋糕。当他像捧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时，教授双手颤抖，叫来老伴，共同接过去，连声“谢谢”都说不出来了。虽然这给他自己腹中的饥饿之火又加了一把火，但却成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季羡林6岁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因为过早失去母爱而抱恨终天;但是，“乡间的坟墓里埋有莎士比亚”，也正是因为6岁离开家乡到济南，他才有可能开始读书识字，中国今日的学术文化也才有季羡林。
1930年高中毕业，季羡林来到北平，同时报考北大和清华，结果被两校同时录取。在清华时，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由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
在德国柏林，羞与来镀金的有权有势的子女为伍，来到哥廷根大学。在哥廷根大学的第二学期，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于是季老选修了梵文，几乎是他一个学生“垄断”课堂。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从军后，年已八旬原已退休的西克教授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他一个中国学生。并且西克教授不久就告诉季老，要把平生的绝招全部传授给他，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以及费了20年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
1946年从德国归来，经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按当时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可是过了大概个把礼拜，季老就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文科研究所导师。
即使在受到打击和摧残的时候，这种打击和摧残也往往转为“幸运”的契机，成了命运对他的“垂青”——
“文革”时，季老最初是逍遥过一阵子的，后来由于看不惯北大“老佛爷”的倒行逆施，于是发了牛脾气，“自已跳出来”，反对“老佛爷”，结果被抄家、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当他把积攒多时的安*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一眼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准备越墙而出到圆明园去的时候，红卫兵突然来敲门了。他被押去挨了一场十分激烈、十分野蛮的批斗，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如果不是红卫兵把他拉去批斗，现在哪有季老?
从“牛棚”出来后，季老被命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以消磨时光”。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罗摩衍那》。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白天守楼时，脑袋不停止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季老后来说，如果没有“文革”，如果自己不跳出来反对那臭名昭著的“老佛爷”，如果当时没有成为“不可接触者”，两万多颂、8卷本的《罗摩衍那》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
或许，将来人们可以仿太史公《报任安书》那段著名的话，续上一句：季老看门，《罗摩衍那》。“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