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母亲接来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
1951、1952年姐姐和我高中毕业，分别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但在历史上它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是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也就是从北面看是倒数第二个院落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到北京来了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烤肉和馅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街边的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加小米绿豆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我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都是通过邮局给我寄零用钱15元。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15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去买书，少部分零用，有时还接济实在困难的同学。每次父亲汇款，在邮寄汇款单的时候，总附有一个短信给我，上面一律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并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什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一个生疏、冷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