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学者，是当今学界名震中外的大学者，这一点毋庸置疑。本文要谈的是，学者季羡林身上的诗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独具魅力的诗人气质，才使其学术世界风景独好，睿智之外，更添一份底蕴和美感。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主要研究课题则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文化交流，二是梵文、吐火罗文等东方语言。烦琐冗长的佛教典籍自然引不起普通读者的兴趣，阅读皇皇八大卷的印度史诗巨制《罗摩衍那》汉译本也同样需要惊人的勇气，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更是难得进入一般读书人的书室，据悉，当今依然健在的熟稔吐火罗文的专家已经极为有限了。这样看来，先生的学问属于曲高和寡一类，偏、难、深，若有某个读书人说读不懂，那是不足为怪的。
那么，先生的诗人气质何在呢?我看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优美流畅的译诗，如《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等，不必细述;二是他在学问之余写下的大量散文作品，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可以称之为学术杂文的文字。我愿从第二个方面试析一二，目的是想澄清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他的回忆性散文集《牛棚杂忆》曾一版再版，数度脱销;他的散文短章《清塘荷韵》一举荣获了鲁迅文学奖。作为学者，他著述等身，不少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独领风骚;作为散文作家，有两个因素共同帮他完成了人生旋律的又一个华章，其一是深厚的学术底蕴，其二就是浓郁的诗人气质。
季先生在一篇谈及文学创作的文章中写道：“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学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了解了老人的笔墨生涯和文学情结，对其晚年文学潜质的爆发就不会有丝毫惊诧了。从他的处女作《枸杞树》，到翻译屠格涅夫、荷尔德林的作品，再到《罗摩衍那》，最后到近年写作的大量散文作品，可说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早年，他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的《蔷薇》，篇首和篇尾刻意重复了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他对此欣赏有加。在他看来，写抒情散文可以像谱曲那样，主要旋律多次重复，借以烘托气氛，使内容和形式彼此促进。对诗歌的兴趣，他则集中在法国的魏尔兰、马拉美，比利时的维尔哈伦，中国的李贺、姜白石等讲究美学和韵律的作者身上。在另一篇涉及“散文”的文章中，他说：“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同优秀的抒情诗一样，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意境，讲究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用羚羊挂角来做比喻。”实际上，季羡林的不少散文正得其精髓。 以《在敦煌》为例简要说明。千百年来，敦煌不知接待了多少各种各样的游客，季羡林无疑是最能读出其中“三昧”的游客之一。七八年前，我曾游历敦煌，敦煌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和博大无边的文化库藏曾使我惊叹不已。《在敦煌》不仅唤醒了我脑海深处的记忆，其逼真、细腻、翔实之笔触更给我带来了我亲历敦煌也不曾有过的感受，包括壁画艺术、佛典知识。大学者的博识与年轻诗人的激情，竟在一位文化老人身上达成完美的融合。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则如饮甘泉，如饮美酪，余味绕梁，三日不绝。那华丽流畅的叙述，那绘声绘色的描写，那敏捷活跃的思想，那变化多端的文句，那不可遏止的激情，那旁征博引的气势——如何让人与吐火罗文残卷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季羡林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使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自然而然。先生是治佛教典籍的，或许，佛教故事中无拘无束、奇思妙想的行文特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推理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