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复古主义的东西，他颇有好感，觉得文字应该先求简明和思路上的层次清楚，然后再说别的，这点很可借鉴。
最后读到近代的英法小说，此时，大概已是1928—1929年，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二马》了。他先打听了近三十年的第一流作家和每一位作家的代表作。订了一个计划，对每一位作家最少要读一本作品。可惜，那个时代的小说实在太多，名著也多，常常读了一本代表作之后，忍不住要再读他的另外的名著，而使计划落了空。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梅瑞狄斯，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的小说都占去了老舍很多时间，好像落在了小说阵里。这些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明白现代小说要用引人入胜的方法去作某一事物的宣传，要有写实的态度，和尖刻的笔调，要成为人生的教科书和社会的指导者，而不只供消遣，但又不是社论和说教，要健康、崇高、真实。多读，知道的形式多了，可以有助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写作形式，但又不应刻意去模仿某一派的作风。
1930年回国后，老舍先生又读了许多十九世纪俄国的作品，觉得它们是伟大文艺中的“最”伟大的。
现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一位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居然回国之后，敢于先后在两个著名
的高等学府开了多门的文学课程。这就是因为老舍先生在英国的五年之内念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肚子里有货了。老舍先生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开了以下这样的课：
“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又名“小说作法”)
“世界文艺名著”、“欧洲文学概要”、“高级作文”、“欧洲通史”(又名“西洋通史”)。当然，开这些课，按大学里的规定要亲自写讲义，由学校刻印后发给学生。老舍先生备课极认真，白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讲义备课，并没有时间写长篇的小说。仅以现在发现的舒舍予著齐鲁大学的《文学概论讲义》为例，他在此书中直接引用了多达一百四十位古今中外学者和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可谓丰富多彩、旁征博引、扎实有据。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虽然一年一部，但都是在暑假中“玩命”才写出来的，而绝不肯在授课期间，在用功读书上马虎，绝不肯去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