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起笔写《雅舍小品》时已步人中年。其时他的情况恰如在《中年》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想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此时的他已经“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过他的人生态度确实洒脱、豁达，他接着写道：由于已经有了这样的经历与认识，应去“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梁实秋作于40年代的许多散文，都表露了他既注重于为社会作事，又随缘享受尘世生活情趣的心迹。
在他的人生路上，确实有过不少坎坷。写作《雅舍》之前，梁实秋已以保守的新月派批评家身份而在文坛上广为人知。他的批评观源自在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白璧德在文学观上崇尚古典主义，对古典主义以降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一概持否定态度;他在人性问题上则强调它是二元的：“那即是说，人性包括着欲念和理智。这二者虽然不一定是冰炭不相容，至少是相互牵制的”，并称二者的冲突为“窟穴里的内战。”[2]梁实秋亦复如此。他以古典主义为标准，指责“五四”新文学“就整个来说，是一场浪漫的混乱。”[3]在他看来，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是浪漫主义的，仅此一点，立论就站不住脚。1927一1930年间，他又以人性来否定阶级性，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鲁迅等左翼文学家进行论争，在这场“阶级性与人性”的大辩论中他也很明显地处于劣势。
二
梁实秋晚年曾云：“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4]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事实上他和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他正是出于“兼济天下”的目的，感时忧国地投身于一系列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白璧德与梁实秋都曾经说过，西方新人文主义的二元人性论与中国儒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其“以理制欲”的观念，简直如出一辙，无怪乎林语堂要说，白璧德的学说“颇似宋朝的性理哲学，……白璧德极佩服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师孔丘，而孔丘的门徒也极佩服白璧德。”[5]儒家文学观中的“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也与西方古典主义相一致。文学论争中的实际上败阵可能对梁实秋人生观的影响并不算大;而政治上的一系列受挫，却使他愈来愈向老庄靠拢。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这位留美归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对独裁的民党政府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35年11月他在《自由评论》创刊号公开著文指责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算旧账与开新张》）;1936年1月，他又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政府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的不抵抗主义愤言道：“……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制，我敢断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宪法上的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梁实秋向当局进言的目的，是为了促其改进施政，并无反对这个政权的意思，他是个“好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治民主政府是他那时的理想。卢沟桥事变后，他因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而仓促离开北平，一度四处漂泊，报国无门。到重庆后却耳闻目睹了许多官场丑闻，权贵显要为争权夺利和发难财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他名为战时国民参政会成员对国政却无从干预，反倒屡遭政客的愚弄，他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十分不满，没想到随参政会慰问团到前线时，却目睹有些民党将领在前方也“紧吃”挥霍，还飞扬跋扈如同军阀，而“乡下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尤令他心惊。[6]世事的纷乱，理想的幻灭，官场劣迹的骇人耳目，凡此种种，使粱实秋深觉人生无常、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奈。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在沧桑感与幻灭感的驱动下，他在处世态度上转向了独善其身，从此力避介入现实政治，并在相当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于老庄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自谋心境的平和乃至淡泊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