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抗战无关论”——左翼文人发起对梁实秋的大批判
抗战爆发以后，梁实秋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也因为这个身份，1938年夏，梁实秋辗转来到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抵达重庆后不久，当时主持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的朋友程沧波邀请梁实秋为报纸办一个副刊。对于程的邀请，梁实秋欣然接受。至于接受的原因梁实秋后来解释说：“除了开会无所事事”，“我非党员(国民政府)，肯以编务畀我，盛情难却”。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主编的副刊《平明》面世，他在类似发刊词的《编者的话》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文一出，文坛反应强烈，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于同年12月中旬就为此一口气发了九篇文章。不过反应最快的是罗荪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与抗战无关” 》一文。罗荪在文章中表示：“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实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此外，罗文还就一些往年陈事嘲弄了梁实秋一番：“然而假使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很明显，罗文无视梁实秋所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而突出其“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的观点，至于文章对梁实秋个人生活的揶揄则难免有些意气用事。次日，梁实秋便在《中央日报·平明》上也以《“与抗战无关” 》为题撰文。重申他的“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强调“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在答辩中，梁实秋还对罗文中提及的“住房”问题专门作了说明，言语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一个自命为左翼作家的说梁实秋到学校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此后，任凭左派文人如何批判，梁实秋不再发言。
树欲静而风不止，尽管梁实秋不想再就这些问题作情绪上的无益争论，但事情并没有向他希望的方向发展。梁文发表之后，左派文人纷纷撰文发起对梁实秋的批判，而且已经失去了最初理论上争论的意义，完全演化成对梁实秋严厉的口诛笔伐，其中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参与对梁实秋批判的，除了《新蜀报》副刊有关作者和罗荪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宋之的、张天翼、巴人等。尤其是巴人的批判文章，火药味极浓：“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毒素……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从左派文人对梁实秋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情绪色彩和意气用事的意味。而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梁实秋一个“编者的话”会引起左翼文人如此大的愤慨?
1986年10月13日，积极从事过抗战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在《文汇报》上为我们解开了这其中的疑团：“这一席话(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 原来如此!至于说到宿怨和情绪，其实梁实秋那篇引起争议的《编者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的心平气和。在《编者的话》中梁实秋有一段话：“我的交游不广，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坐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所以要想拉名家的稿子来给我撑场面，我未曾无此想，而实无此能力。”其中文坛、大将、盟主、名家云云，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他的那个不同意见，更是隐藏着对以前左翼文坛强调文学要密切联系时代，联系政治的理论主张和标语口号式创作倾向的批评和否定。上述的这段话，在左翼作家们看来，梁实秋当然是别有怀抱，自然也就难免对他展开批判和攻击。
1939年4月1日，在接编《平明》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梁实秋结束了他与《中央日报》的关系，临离开《平明》副刊之际，梁实秋在副刊上刊出了一则简短的《梁实秋告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七八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资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污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相信此时将要离开《平明》副刊的梁实秋是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的。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