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自由其实是一种“无待”或天然的自由，这种精神在先秦以后就已经不复存在，经过魏晋后期玄学从利益出发的改造，庄子的绝对自由被理性化、生活化，转换为郭象“各当其分”的自由，亦即放弃无法满足的欲望，乐天安命。自汉至魏晋，士人中一直弥漫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强烈意识，到了唐代，最终还是靠佛教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唯有李白没有接受这个新的观念世界，他最大的烦恼依然是生命的短暂，《将进酒》中的“与尔同销万古愁”，就是人类无法解决超越的生死主题。
因此，李白的及时行乐是有关存在的答案，不是仕途坎坷的牢骚。对他来说，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旅馆，不是一个家园，所以他没有多少亲情观念，只有人人都是旅伴的抽象观念。然而，唐代早已不是士人可以平视王侯的时代，这造成了李白晚年的政治失误，被长流夜郎;唐代诗歌也不再充满对生命短暂的形而上哀叹，而是对社会历史的关注，这造成了李白的非现实的高蹈。在这个意义上，李白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杜甫是下一个时代的开始。
李白的天真恰恰是诗人的本性，他就像一个无邪的青年去看这个世界，其苦恼不属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却又是本质的、无解的，显示出未受理性摭蔽的自然人性。那首令贺知章叹为“泣鬼神”的《乌栖曲》，以“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结束，吴王夫妇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无所知，从而唤起幻想与真实之间反差的悲叹，就与汉魏咏史诗、唐代怀古诗的理性精神迥异。李白诗歌的真正价值就在这里，诗人是在与人生的无意义作斗争，尽管浮生若梦，仍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