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里，似乎对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就有颇多抵触情绪，如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那三个徒弟，就敢假扮道教始祖三清，公然地在道家圣地肆意便秘，这要是到了佛家圣地——即便是假的小雷音寺，他们也是万万不敢这样撒野的。《红楼梦》中的那个一心迷恋修道成仙的贾敬也不是一个光彩人物，而颇有佛缘的贾宝玉却成了悟性极高的“有为青年”。还有余秋雨笔下的那个王道士（参看《文化苦旅》之《道士塔》），更是成了盗取国家文物的窃国大盗。可以说，在中国，除了老子，庄子两位道家开山鼻祖外，在以后的道士中就没有一个光彩的，至少是名不见经传的。
而李白的求仙访道却大大地提升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将自己完全包容在伟岸神奇地大自然里，让无限的宇宙成为他的整个精神载体。他的诗，想像奇特，比喻夸张，如《望庐山瀑布》中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黄河落九天”二句，就很能体现他身上的那种“仙风道骨”。这若是换成一个“凡夫俗子”站在庐山瀑布边，我想他很难想出这种从天上到地下空间转换感如此之强烈的奇崛的句子来。
修道也改变了李白的对人生命运的看法。事实上，在李白的青年时代，他满负壮志酬国的冲天豪情，很想要有一番作为，他曾经就写过一些赞颂玄宗和杨贵妃的诗句，在这段时期，李白是怀着“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士剖心酬知己”的心情，竭力地想对他的大唐王朝竭忠尽孝。但李白始终是李白，他身上的豪放不羁的性格与这个尊卑有序的朝廷是怎么也合不上节拍的。在需要严谨谦恭的朝堂上他却一反常态，放浪形骸，暴露出自由率真的性格，这就不免遭人妒忌陷害。于是，很快地，他就被“赐金放还”，实际上就是体面点的放逐。按常理，文人被流放应该是悲苦的，至少不会再有乐观的生活态度，而李白却截然相反，他始终保持着他的那份乐观、浪漫、潇洒、从容，仗剑远行，浪迹天涯，游梁宋，度吴越，探幽燕，走江南，无论走到哪里，就豪放到哪里，就潇洒到哪里，就把伟大而浪漫的诗篇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