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段
屈原在极度苦痛的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去和留的问题而加以分析。战国时代，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出现的前夕，当时所谓士，为了实现其理想，政治活动的范围并不限于本国。求谋个人功名富贵的“朝秦暮楚”的苏秦、张仪之徒固不用说，就是儒家的大师孟轲也是终身过着“革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荀卿则以赵人终老于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都不是为故国效力。以屈原所具备的卓越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理想不可能在本国实现的时候，考虑到去留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这一段分三个部分：首先是问卜于灵氛，接着取决于巫咸。巫咸和灵氛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所得出的两种不同的结论，再一次地引导屈原把楚国的现实和自己的处境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在于整个环境的日益恶化。尽管自己能坚持理想，决不动摇;但留下来，希望又在哪里呢?结果，灵氛的劝告在他的思想上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破了楚国的范围，进入了“周流上下”，“浮游求女” 的另一幻境。
第八段
屈原考虑接受灵氛的劝告以后，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展开了最后一次的幻想。幻想终于破灭，这样就结束了全篇。综合其内容，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表现在本篇里，屈原的内心矛盾正如蚕的作茧自缚一样，愈来而愈益错综复杂，无法解脱;而这错综复杂的矛盾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沿着一条线索逐步向前发展的。那就是个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何求得统一的问题。假如单纯为了不忍去国，则留下来而采取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在极端黑暗的现实环境里，又何尝不能作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之计?但这是屈原所万万做不到的。
假如单纯为了抒展个人的政治抱负，则屈原的主张正符合于大一统前夕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本传赞)但这又是他心所不忍的。留既不能，去又不可，最后所接触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个人的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的不但无法统一，而且引起了正面冲突的问题; 这样就把矛盾推进到最高峰，而无可避免地使得驰骋在云端里的幻想又一次掉到令人绝望而又无法离开的土地上。第二，在这段里，极驰骋想象之能事，浪漫气息非常浓厚。这是屈原灵魂深处苦痛的绝叫，生命活力最后的颤抖，这种精神活动，尽管迷离恍惚，空阔无边，但它所反映的现实心情并不是不可捉摸的。
在准备离开楚国的大前提下，屈原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他所飞翔的幻想始终是指向西北方，而且明确地说，“指西海以为期”，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民族来自西北高原，蒙昧时期，我们祖先的活动是以西北地区为起点。因而远古的神话传说，绝大部分集中于以昆仑为中心的西方和西北一带。这是从我国最早的民族发展史上所形成的一个古老的神话系统。
到了战国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疆宇的开拓，东方文化中心的齐国，以阴阳家邹衍为代表又出现了一支以瀛海、蓬莱为中心的新的神话系统的萌芽。秦汉以后，有关神话传说才渐渐由西北转向东南。楚国在当时是保存远古文化最完整的唯一的国家，因而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屈原的创作，自然是详西北而略东南。
这仅仅是从文章的取材的地域性和历史意义而言的。就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语气结合着当时的客观现实，则其中透露出一个作者所不忍明言的隐约心情。那就是它所指向的西北方，正是秦国所在地。李光地曰：“是时山东诸国，政之昏乱，无异南荆。惟秦强于刑政，收纳列国贤士;士之欲亟功名，舍是莫适归者。是以所过山川，悉表西路。”(《离骚经注》)这话是不错的。七雄并峙的局面，到了后来，大势渐趋统一，山东六国必然被强秦所吞并，已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屈原同时的荀卿在他所著“强国篇”(见《荀子》)里就有具体的分析。屈原也不可能不是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出现在他思想里暂时的幻境，不但要离开父母之邦，而且是适仇讐之国，这样就使得矛盾的冲突表现得更为尖锐，更为剧烈。
这段一开始，屈原驱役龙凤，挥斥云霓，表现得如何的活跃和愉快!他的精神似乎已经超越现实境界，而离开了苦难的深渊;可是当他忽然临睨到故乡的时候，血肉相联的情感，又立刻粉碎了那一刹那间所呈现的美妙幻境;也就在幻想的破灭里，放射出强烈的万丈爱国主义光芒;而这种骏马注坡，帷灯匣剑的表现手法，和他当时真实心情是完全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