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关知识
(1)关于屈原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
作者。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尊崇。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赞助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齐国。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辞语。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2)关于《离骚》
《离骚》是《楚辞》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王逸《楚辞章
句》题作《离骚经》，宋代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指出：“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
为经耳。”也有人称之为《离骚赋》，或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
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
用“骚”来概括《楚辞》。
关于《离骚》篇名的涵义，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释为“离忧”。班固在《离骚赞序》中释为“遭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释为“别愁”。后人多各从其一说。近世学者，则有人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因而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则当作于放逐以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怀王世被疏以后，有说作于顷襄王世被放以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作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
关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离骚》作为长篇巨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关于它的内容层次，历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大致说来，诗的前面部分是从自己的世系、品质、修养和抱负写起，回溯了自己辅佐楚王所进行的改革弊政的斗争及受谗被疏的遭遇，表明了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与“九死未悔”的坚定信念;中间部分是借女劝告、陈词重华，总结历史上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阐述了“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并从而引出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表现了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最后部分是在追求不得之后，转而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询问出路，从中反映了去国自疏和怀恋故土的思想矛盾，而在升腾远游之中，“忽临睨夫旧乡”，终于不忍心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前一部分作为对往事的追忆，偏重于叙写现实;后两部分作为对未来的探求，偏重于驰骋想象，最后则以回到现实结束全篇。诗中通过这样的抒写，塑造了具有崇高品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反映了诗人实施“美政”、振兴楚国的政治理想和爱国感情，表现了诗人修身洁行的高尚节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并对楚国的腐败政治和黑暗势力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斥责。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陈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