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题诗的研究方法
前人研究无题诗，多结合李商隐生平经历、社会背景来分析创作动因和心理状态，并以史料为依据，对无题诸诗的内容和意义进行品评。但因受到“知人论世”、“文以载道”等儒家观念的影响，有时难免矫枉过正，言过其实。叶嘉莹在《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中说：“中国的说诗传统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实在有极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固有的思想中，自当推儒家与道家为二大主流，其影响及于后世者亦最为深广。在中国文学批评方面，当然便也不免受有这二派思想的明显痕迹，形成受儒家影响的‘托意言志’派和受道家影响的‘直观神悟’派。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实践道德，故其影响及于文学批评时，便形成‘说理则以可实践者为美，言情则以可风世者为美’的一种衡量标准。因此说诗人乃经常喜欢在作品中寻求托意，并且好以作者之生平及人格为说诗和评诗的依据。…… 中国自《诗经》、《楚辞》以来，比兴讽喻之说可以说早就为此派尊立了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思路，但如果一概而论，认为事事都有托意，自然难免横加猜测，误入歧途。另外，我们知道诗人的作品总是多少带有自己生平经历和内在情感的痕迹，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也并不会因此形成一种映射关系，每一首诗都能在作者的现实生活或生平经历中找到本事。艾略特也曾说过类似的看法：“诗人的心灵活动可能部分地或纯然地依赖诗人本身的经验;然而诗人本身的穷困苦楚和他创作的心灵之间是有分别的;…… 艺术和事实之间永远有绝对的区别。”7 姑且不说这种区别是不是绝对的，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确一个观点：艺术源于生活，却是高于生活的。
学者张尔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的观点：“‘近知名阿候’一首，必有本事，非戏作艳诗也。至‘万里风波’篇，则确系无题，不得谓本有题而失之。其摘诗中二字为题者，只有寄托、本事二种，细玩全集自见。”尽管张尔田认为无题诗俱有本事、寄托，但终不能面面俱到，自圆其说，他也有找不出寄托所在的时候，其时只得语焉不详。他一方面批评纪昀“纪氏于玉一派本未深考，且其妄下注释矣”，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不能对寄托或本事自圆其说，难以让人信服。
张尔田长于史学，“其年谱部分，应有而有，弗蔓弗枝，诚不愧谱之正宗。史文每条下钩稽条贯，曲达旁通，唐集人事之讨究，自今已前，无有若是之详尽。”张氏在史学方面才干非凡，确实令人瞩目。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史事史料的搜寻比附，是否能完全深入地剖析作品的内涵，直达作者的本意?
黄宗羲较早注意到诗与史的关系：“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证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但有意识地将诗文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当推陈寅恪先生为首创。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方法主要集中在其所著《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其原则是：一是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二是用诗证史，必须辨别“古典”和“今典”;三是诗文证史不仅以诗文为史料，而且诗史互证，方能融会贯通。
卞孝萱先生在《邓之诚与〈清试纪事初编〉》一文中总结了学术上以诗证史的传统，卞先生认为“以诗证史，实有两派：一派为黄宗羲――邓之诚，采用纪事形式;一派为钱谦益――陈寅恪，主要采用笺释形式(如《钱注杜诗》、《元白诗笺证稿》、《钱柳因缘诗释证》)。”8 刘师培也提出，“《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读全唐诗发微》)
我以为以史证诗(文)和以诗(文)证史是两种可以互相结合、互通有无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绝对排斥的，但以诗(文)证史时，尤其需要注意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几点原则。王静安先生亦云：“……三百年来治之者近十家，盖未尝不以论世为逆志之具;然唐自大中以后，史失其官，武宗实录亦亡于五季。故新旧二书于会昌后事，动多疏舛。后世注玉诗者，仅求之于二书，宜其于玉之志，多所格也。”(《观堂集林》卷23玉生诗年谱序)那么，如果研究者能够避免各位方家指出的片面偏颇之处，研究自然会有心得和成果。当然，亦有学者对“以诗证史”的方法不以为然，认为不足取。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李商隐研究的方法和视角逐渐多元化，除了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西方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符号学、结构学、语境学等不同方法，对无题诗的构思、结构、意象、境界、艺术风格/特色以及无题诗的成因等进行探讨，一时间热闹非常。这种局面势必在日后的研究中持续下去，促成新的研究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