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诗文折射出的人格魅力(2)

2018-07-16刘禹锡

  一、桀骜不驯、屡败屡战

  “永贞革新”在历史上可谓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人文大事件,唐顺宗时期,永贞元年(公元5XX年)这批敢于迎新并挑战礼教的文人志士,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声势虽然浩大,主张不可说不新,可是自古以来整治革新便难免流血杀头,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也轰轰烈烈的失败了,失败的一方也有血的代价,主导者王伓不久病死,王叔文次年被赐死,这“二王”离世让人不禁唏嘘,然而还没有结束,“二王”麾下八名得力干将(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故名他们又合称为“二王八司马”。这“八司马”当中最具才情的莫过于刘禹锡与柳宗元了。

  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即今湖南常德)司马,唐宪宗元和十年(8XX年)二月,诗人从朗州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借游玄都观观花之际,写了这首诗,在那里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表现了他的傲岸不屈:“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题用了“戏赠”二字,极言讽刺,寓意深刻:“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京城的大道上,行人车马川流不息,扬起的尘土扑面而来,来来往往的人都说自己是刚从玄都观里赏花回来。“紫陌”,这里指京城的道路。东汉张衡《西京赋》言道:“木衣绨绵,土被朱紫”,兴荣街道繁华。“红尘”,尘埃。诗人用“紫陌红尘”,描绘离开长安城的道路和路上扬起的尘土,衬托出了街道上人喧马叫,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无人不道”道出了人们看花后的愉快与满足。诗人虽没有直接写人们去时的情景和看花的细节,却通过人们看花古来津津乐道的情景展示了玄都观内桃花盛开、红雨弥漫的空前盛况。在行文上也为下文做了铺垫。“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玄都观里的桃树有近千株,全是在我刘禹锡被贬离开京城后道士们栽种的。“玄都观”,道教庙宇叫作“观”,玄都观在南崇业坊(今西安市南门外)。诗人由物及人,写到了自己,引发了自己无尽的感慨。“桃千树”,极言桃花之多,如此盛景是在诗人被贬离京的十年中所出现的,由此道出十年来京城的变化,也道出了人事的变迁。“桃千树”比喻朝中政治上投机取巧、新得势力的权贵,而那些熙熙攘攘的看花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奔走权门的阿谀奉承之徒。于戏谑之中,暗藏讽意。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令他的政敌难以忍受,句中之意很明显:满朝中红极一时的权贵们,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刘禹锡被排挤后才爬上去的!此诗传出,得罪权贵,执政者当即以“语涉讥讽”再贬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实际是靠镇压永贞革新起家的宪宗不愿起用他们,因为启用他们则意味着自我否定。诗人对这些人的讽刺,体现了他不改初衷,一如既往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他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正是由于此诗“语涉讽刺,执政不悦”(《旧唐书》),刘禹锡以诗获罪,三月又远去更为荒僻的连州。如果说,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十年,初回京师,能写下这样富有战斗性的篇章,是很可贵的话,那么更为可贵的是,他因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被贬十四年后,大河二年重回长安,再有玄都观,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更胜当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连垣百亩的庭院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半数的地面上长满了苔藓,庭中的桃花早已不知去向,满院的油菜花此时开得正旺。这时的玄都观,已是无人游赏,那百亩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灿若红霞的千树桃花已荡然无存,代替它的是不足以观赏的菜花,那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而上次因看花题诗被贬的刘禹锡却又重返长安,旧地重游!诗人刘禹锡在此还是以“桃花”喻指那些显赫一时的官僚权贵。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就连皇帝也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现在有的只是“菜花”。他们当年虽然红极一时,但其腐朽堕落的本质决定了他们最终还是被历史无情的淘汰。此时的诗人却恰恰相反,重新回京,豪情壮志不减当年,他戏谑地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种桃的道士你哪儿去了,从前来看过桃花的刘禹锡今天又回来了。短短两句,充分体现了诗人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以最后的胜利者的姿态告诉那些消逝了的权贵们,昔日的“刘郎”今天又回来了,又要施展自己的抱负了,可你们哪儿去了?正义终归是要战胜邪恶的,此时的诗人可谓心比天高,气贯长虹,毕竟时间证明了一切,他和当年的革新派人士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刘禹锡作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表示丝毫不为十四年前因诗得祸而悔恨,不会因屡遭贬谪而屈服,而为再题笔赋诗而欣喜,而且说题为《再游……》是为了“以俟后游”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傲岸不屈。但是,这个“再游”又引起执政者的“不悦”。他又被派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做“太子宾客”这一闲散的官,可谓“祸不单行”。但正是如此,精神才越加彰显。不可否认,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诗人面对政治上的逆境不屈不挠,但采用的态度和方式却不尽相同。陶渊明说自己误落尘网,一旦挣脱,便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表现的是一种傲岸;李白也曾遭受“赐金放还”和“流放夜郎”的打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的是他豪迈不羁的个性,失意后的决绝,也是一种傲岸,而刘禹锡则与众不同,从游玄都观这两首诗来看,时间上贯联诗人二十四年的被贬生活,可谓时间之长,但从诗中看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进步的政治思想,从未在逆境中向当权者屈服,并且一直以笔作为战斗的武器,显示了他百折不回、傲岸不屈的杰出的品格,白居易说他“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实际上也是对他人品的评价。可见其“桀骜不驯,屡败屡战”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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