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柳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评论者的批评视野中得以凸显，但在具体的接受内容上则存在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究其缘由，一方面乃因韦、柳生活于位处“古今百代之中”的贞元、元和之际，近体诗的兴盛与部分诗人的慕古意识杂糅并存，使其创作兼具五言古诗“正脉”及“变格”的多重面相;另一方面则缘于明清各家互有差异的“诗体正变”观，导致相关评价在“正”“变”天平上的不同倾斜。似可认为，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或“正”或“变”的种种评说和争议，既是明清诗家诗学价值观的一个缩影，也为传统的韦、柳接受融入了新的气息，既丰富了“韦柳体”的诗学内涵，也细化了对五言古诗特别是韦、柳五古的历史认知。在韦、柳诗歌接受史上，这是一个转折阶段，其所内涵的诗学意义还具有广泛的开掘空间。
杨再喜论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杨再喜在《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中认为：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