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说，在四五十年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价中，可以看出一种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趋向，即注重鲁迅结论的正确，不注重鲁迅在得出正确结论之前探索的曲折与痛苦;注重鲁迅行动的坚决、勇敢，不注重鲁迅在坚决、勇敢行为之前的犹豫与彷徨;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忠诚与热忱，不注重鲁迅对民族的失望，对民族弱点的憎恨，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与斗争。
法捷耶夫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是民间形式的。他的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
美国女作家史特莱沫在她的回忆录《鲁迅具有“天才”的稀有品格》中，写道：“在他的一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夫人和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总是不肯离开中国。他说，他不能在中国这种危急的历史关头离开。他知道他自己病已很深，可是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这片国土。他说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回答他说，除非他出去休息一年，否则他是不能帮助中国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好起来，而他这人是很执拗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太执拗了。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何满子说，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何满子说，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化的文明。一切震慑人群的事功都只是暂时的，战争杀伐，王朝兴废，乃至制度更迭，受惠或受害只限于一时，数十年或数百年，只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神圣罗马皇帝?但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利莎白女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一些英雄攫取了权力，主宰了世界，即使他们干的尽是好事，蒙益的也只是同代人或延泽若干年，何况这类角色的负作用往往甚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功勋;有些所谓业迹还都是同伙人或党羽以及盲从者们鼓吹出来的虚美之辞，还须经过后世的考验。惟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即罗曼·罗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文明延泽永世的。尤其因为，那些以事功享名的人物不是一个人的能耐，都必须众人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建成事功后必十百倍地取得报偿;只有“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才是独立的创造，他们只有奉献，没有夺取，终生如鲁迅所说的吃草挤奶。因此，历时越久，未来的人更能认知其伟大。因此，历史终将证明，鲁迅即使不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一伟人，也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第一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