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对父子关系的反思
同时，就在鲁迅“摇着扇子看头顶密叶缝里一点点青天”的那些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新的东西在萌动，一批留学归来的“新青年”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试图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父子关系”，并提出颠覆性的观点。
这些青年大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几乎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中长大：鲁迅儿时“几乎读过十三经”，胡适记忆中连“朱注”都是要背诵的。
同时他们又接触到了甲午之后的维新启蒙的思潮，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出国学习，是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第一代知识人。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曾活在父辈的时代里，往往因为“孝道”的约束作了人生的牺牲。胡适在婚前曾这样表白：“我们这一代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除非我们能摆脱一切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要按父母的愿望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
鲁迅也曾如此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
包括胡适和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在家庭关系上承受了沉重的道德压力，他们所不能摆脱的顾忌也让他们看清封建“父子关系”对人的约束，尽管自己无法完全卸下，却要振臂一呼，“解放自己和他人的孩子”。
如其他诸多新思想一样，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也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陈独秀就提出：“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
《新青年》的另一位战将李大钊，则是从道德伦理以外的社会演变角度回溯孝道的渊源。他的分析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说：“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它(指孝道观念)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
同样在1919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提出“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而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他的这首诗便是写给他的，其核心观念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如出一辙，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需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胡适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他们在生子时并没有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条生命”，因此“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