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全集11》P393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致王志之/1933年1月9日》，《全集12》P139
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1];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2]，则溺矣。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继杨杏佛[3]而该死之榜[4]，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5]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6]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7]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