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精辟独到的认识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深刻。
中国的“闰土们”只知道日子过得“非常难”，有口说不出的难，但却找不到“难”的症结所在，更不用说找到解决问题“难”的出路了，便只好把改变“难”的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了香炉和烛台上，这等于是希望无所谓有。看来中国的农民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像闰土这样的农民是没有希望可言了。那么“闰土们”的下一代水生又如何呢?然而闰土的那一声“老爷”的称呼，却又让鲁迅的心情变得更为沉重：如果水生和宏儿仍然重复《故乡》中“我”和闰土昨天与今天的故事，如果水生仍然重复闰土父辈们的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苦难日子岂不是就要永无尽头了?这正是鲁迅在为中国农民的现状和未来所深深忧虑的。
中国农民自身的症结在哪里?中国农民的出路又在哪里?鲁迅借“我”在《故乡》中乘船离开故乡时所作的思考中再一次地给我们答案。闰土这一代农民之所以毫无希望，那是因为沉重的生活负担(多子、饥荒)和社会负担(苛捐，兵、匪、官、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加上封建思想意识的毒害侵蚀了他们的灵魂，使得他们一个个变得像木偶人，永远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斗志和力量，这样的一种精神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社会农民的悲剧还将会继续传演下去。
中国的农民再也不能继续这样的日子了，他们应当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于是鲁迅就将希望寄托在了水生的身上。其实,“水生”一名就是希望的意思，水乃万物生命之源，既然“水”生了，那不就是有希望了吗?所以只要众多的水生们在朝着《故乡》中的“我”所构建的“理想故乡”走去，一条通向未来新生活的光明大道不就形成了。这样看来，《故乡》结尾的那句名言，应当说最初可是在对中国的农民所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