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作品特色。尖锐的批判立场和奇特的叙事形式是其小说的重要特色。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很像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其次是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利用《西游记》、《聊斋》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三）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国内外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积极的意义上应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提高的见证。莫言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标志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来的。
（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分析。莫言的小说之所以被评上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莫言比鲁迅、雨果优秀，而是因为多种因素使然。同样是诺奖得主，高行健和莫言在国内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这其实正是政治影响文学之于当代中国的两个对立面。高行健是政治立场改变后“幸运”才光临其身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有两点认识：1）虽没有和平奖那么极端，但文学奖一直以来都被高度政治化;2）诺贝尔文学奖，不代表文学领域的最高水平。基于此，莫言得奖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他的文学造诣，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文学奖得主，充当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莫言的幸运除了他的小说优秀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评委团在政治立场上的某些改变直接带给了他“最幸运”的福气！所以，瑞典的老人们也甘愿打破“凡博*公司看好的必定败走”的过往铁律，从而甘于自掀神秘面纱、自弃莫测高深神誉而顺水推舟给中国一次机会，本质里都是一次世界政治秩序在文学外壳中蜕变的妥协表演。更何况，《红高粱》等作品正是因其“自暴国短”历来很对“国际主流看中国”的胃口及“审美标准”的。此时此刻，奖给莫言，何乐不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