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檀香刑》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莫言也特别关注这种文化矛盾和反差。在作品中，莫言一再刻画了赵甲作为一个刽子手的心理，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信念，就是要把行刑的活做好，做漂亮，做地道，不仅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欲望，也为了满足那些看客们的欲望。能来欣赏这种精致“刑罚”的人，他们的“欣赏”水平也同样精致。就如作品中赵甲所说：“北京的看客最难伺候了，他们用非常挑剔的眼光去审视刽子手的施刑技术。作为一名刽子手，不仅要杀掉犯人，而且还要满足看客们的欲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凌迟这种刑罚不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是为了表演给看客们欣赏，从折磨犯人的过程中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看客与刽子手在这里像是一个买家和一个卖家，刑罚“文化”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心理商品，而用犯人的生命与痛苦去交易。从这个角度看，莫言探索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最深层处的丑陋与卑劣。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莫言运笔如刀，将中国民族文化最内部的隐性文化剥去了外衣，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两面性展现出来。
莫言还通过对钱丁仕宦家庭的描述来对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进行深入剖析。在中国，“官场”文化是一种非常博大精深的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表现形式，也是中国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最奇妙的结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复杂性、矛盾性和两面性的文化形式又恰恰是这些特性冲突最为激烈、表现最为明显的形式。在中国的古代，真正横行官场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读书人)，他们在皇权、伦理和儒家思想的幌子下进行着种种冠冕堂皇的活动，但是，这些都无法掩饰他们动物的本性，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他们在官场的背后进行着种种体现人的动物特性的嗜血与残杀。这是中国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巧妙结合，表面的官场是显性文化，而官场背后的“潜官场”则是隐性文化。而莫言在《檀香刑》中，用锋利的笔刀割去了官场文化显性的外衣，将隐性的官场彻底展露在读者面前，揭示出人为了欲望和利益而进行的种种残酷和丑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