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饮食的极致”与境界追求
谈及饮食的极致，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长篇《酒国》。《酒国》，即五卷本《莫言文集》第二卷中的《酩酊国》，是一部没有在期刊杂志上发表就直接出版单行本的长篇小说。《酒国》最早于1993年出版，此后几年间，由于它尖锐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极端的试验精神等在国内批评界了无声息，但在几位旅居美国的评论家那里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其翻译本在国外也有非常好的反响。莫言曾在1999年日本讲演中将其作为自己“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在2000年美国讲演时将其作为当代中国作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写出的一本书。《酒国》在作家本人和评论界之间一度呈现的态度反差，极有可能是小说超出了评论家的“期待视野”及至“批评能力”(张闳语)。但在笔者看来，解读《酒国》还需要面对其纷繁芜杂的饮食现象和拥有相应的文化知识储备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从饮食角度来看，《酒国》至少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其一，侦查员丁钩儿调查“酒国”，却被诱骗吃下“红烧婴儿”，死于茅坑;作家莫言亲赴“酒国”，被灌得昏天黑地，寓意“喝酒吃肉”有强大的力量;莫言通过这样的书写揭示中国饮食文化华丽外衣下与生俱来的矛盾，和文化积淀后无力扭转的事实，故此，对于小说中的侦探和“莫言”来说，其颓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其二，吃到极致，喝到极致。《酒国》中在吃肉方面有以“龙凤呈现”(以驴的性器官为食材)为代表的数十道菜的全驴宴，但其极致是吃堪称“人间第一美味”的婴儿肉及各式吃法;在喝酒方面有“绿蚁重叠”“西子颦”“黛玉葬花”等各种美酒和“入座三杯”“梅花三弄”“潜水艇”等各种喝法，有“酒娥”传说、各种酒器、与酒相关的诗、酒文化考据，甚至还要起草《酒法》……总之要在酒肉饮食中体验一种极致的状态，这既是饮食文化传统的当代延伸，同时也是物质满足后“精神饥饿”的表现，至于其中通过感官刺激唤起强烈的饮食心理更是读来耐人寻味;其三，对饮食艺术境界的不懈追求。《酒国》中的袁双鱼教授多年来饮酒如阅美人，将全部心思及性欲都倾注到酒上，以至于妻子从未怀孕、只能从垃圾箱里捡来弃婴担当母亲之名，他仅凭一本文人臆造的《酒国奇事录》便只身登上白猿岭，寻找“猿酒”，其执着的理想、矢志不渝的境界追求由此可见一斑。正如莫言借李一斗说出：“让他们明白吃喝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而是要通过吃喝体验人生真味，感悟生命哲学。让他们知道吃和喝不仅是生理活动过程还是精神陶冶过程、美的欣赏过程。”将吃喝提到哲学高度，还有什么障碍不能逾越呢?
从莫言小说中层出不穷的饮食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上留下的浓重投影。孔子《礼记》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的“食色性也”、《汉书》中的“民以食为天”等阐述，皆以肯定、尊重人的自然天性的论断为饮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念基础。从简单的“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出文化”，饮食境界的不断提升不仅是人们物质追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精神追求的必然结果。一部漫长而厚重的饮食文化史，既有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和艺术审美等方面的创造，同时也有超越人的饮食天性、片面追求其华美外表的一面。如果说琳琅满目、各具情态的“八大菜系”，还在更多情况下体现了地域、历史、饮食习惯的审美差异，那么，著名的宫廷盛宴“满汉全席”则更多流露了华丽、气派的“天朝心理”和“帝王心态”，此时，美食也许不过是食者身份的符号象征，弥漫着挥霍无度、毫无节制的味道，而满足单纯生理需要的目的早被撇至一边。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从特定角度进入莫言的小说世界会给我们带来真正属于文化层面的启示，而事实上，长期怀有强烈饥饿心理的莫言也会对此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作为一则完成于20世纪末中国饮食文化的寓言，《酒国》的现实批判意义和文化批评价值都是深刻而极端的，而从文学史演变的角度来看，《酒国》再现的荒诞书写同样也丰富了中国小说“吃人主题”的题材创作。
除《酒国》正面展现饮食的极致及其艺术境界之外，莫言小说中还有一类吃的现象值得关注，此即为从主体层面感受吃的美感及至为吃找到合理的依据。《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在吃肉时能听到肉说话的声音，看到肉上生着很多小手对自己摇摇摆摆;而肉们也因他爱肉、懂肉、喜欢肉而像一个被深爱着的男人娶去做新娘似的等待着他去吃。它们在他的口腔里幸福地哭泣，而罗小通流着感动的眼泪在吃，将吃肉当成一种精神上的交流……上述通灵式的幻想、移觉中的心灵体验和巨大的精神满足，使莫言笔下的饮食现象具有非常强烈的抒情色彩。莫言借助这种夸张、病态的书写，感受肉欲的乌托邦、填充饥饿的灵魂，进而营造小说饮食意境同时也是主体欲望的艺术化，而在其背后，社会现实的荒谬感，生活的非理性、反崇高又在主观层面上得到了一种“民间化”的表达。
四 “吃”权利的文化解读
如何从莫言小说中众多的饮食现象中获得更为本质化的认识?在列举大量的“吃”“喝”之后，饮食的权利浮出“现象”的表面同样存在着必然的逻辑。“饮食现象”作为人生存的基本前提，其身份、权利往往由于“天赋人权”而毋庸置疑。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是否都能得到合理的实现及满足呢?在《粮食》中，莫言写了为养活一家三代和躲避保管员的搜身与性勒索，一位母亲吞食粮食、回家探喉催吐且技术日渐精进的真实故事。熟悉莫言小说的读者对这个情节不会太陌生，因为在中篇《梦境与杂种》和长篇《丰乳肥臀》中，莫言曾分别借助发生在妹妹树叶和母亲上官鲁氏身上类似的故事对此加以再现过，且在她们催吐后的粮食里还带有血丝及血的味道……相信很多人在阅读上述故事情节时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心理触动甚至是一丝疑惑：一方面是期待小说主人公吞得越多越好，因为她们不仅在为自己争得吃的权利，还在为一家人争得生存权;另一方面是这样的故事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及合理性?显然，从还原历史情境的角度加以审读，这样的创作是可以成立的。正如莫言在美国讲演中谈及《丰乳肥臀》中的此情此景时指出：“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确是我母亲和我们村子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我这部小说发表之后，一些人批评我刚才讲述的这个情节是胡编乱造，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在20世纪的60年代，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应当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现实赋予人们饮食的权利就那么少并远远低于生存的最低需求，这时人们以非正常、带有欺骗性的行为争取饮食的权利，正是这时历史赋予他们的另一种权利。但作为小说的当事人，她们肯定不能轻松地跳出来讲述自己的“权谋”，她们只能以自虐直至因机械重复、失去饮食功能而自杀的代价(如《梦境与杂种》中的妹妹树叶)将故事演绎下去，而此时，仅说这样的故事是折射了时代、反思了历史、进行了社会批判显然是不够的。
既然为了生存可以争取饮食的权利，那么，一旦饮食的对象成为“自己”时抵制被吃更是一种必须。只不过，在循此路向进入莫言的小说世界、探究“吃/被吃”的关系的同时，中国传统小说的“吃人现象”同样也需要作为一种参照。莫言曾在与杜特莱对话中列举春秋时易牙蒸子给齐桓公等古代的食人肉现象和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曾在对话“说不尽的鲁迅”中指出鲁迅“看客”书写及《药》等对他的启示，事实上，他在“集饮食之大成”的《酒国》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节：丁钩儿在被诱吃婴儿宴、举枪射击时就在意念上声讨过古今之易牙;李一斗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肉孩》明显对鲁迅的《药》加以“敬仿”，皆说明了“吃”及其表现程度具有的“历史资源”及“潜文本”。而像《肉孩》中卖子夫妻因儿子皮肤洗得干净、品相好坏而产生的担忧与争吵;《神童》中身穿红衣的鱼鳞侏儒少年，率领众孩童打死看守者，逃出魔窟，更是以“贫/富”“贵/贱”“忍耐/反抗”的结构关系，对饮食权利进行了具体、生动的演绎。“饮食权利”是身份的象征，它贯穿于“吃什么”“怎样吃”“物质饥饿/精神饥饿”等各个环节，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理性”与“寓言”之间。与“食”相比，《酒国》中的“酒”作为媒介可以迷心智、助胆气，修饰“食”的过程、升华“吃”的欲念，实现“酒文化”与“食文化”的完美结合。由此联系到詹明信《处于跨过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通过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药》等作品所言的：“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酒国》确实可以成为一则当代中国的文化寓言，其寓言结构以及故事中的利比多，既与莫言童年的饥饿心理遥相呼应，又再现着当代社会现实可能产生的情感反应及文本的投影。这里，饮食意义上的利比多并不过多地指涉性欲，它只关乎躯体感受、口腔阶段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由于饮食现象在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后者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历来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所以，通过饮食现象表达的主题必将会涵盖于历史和现实：饮食者最终将自身作为饮食的对象，使饮食现象在走向极端的同时，裸露出其本身所负载的对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盘剥。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吃人”自然就成为“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梦魇，是历史本身掌握的对生活的恐惧”。它的比喻义及其形象表达使尊严、高尚、伦理等价值层面上的命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缺失。
从童年记忆、饥饿心理到在饮食和饥饿中寻找主题，“饮食现象”构成了莫言小说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的饮食焦虑，一方面使莫言始终对乡土、历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藉此寻找故乡进而建立起“高密县东北乡的世界”，另一方面则使莫言可以站在特定的角度看待城市和当下生活，以特有的面相表达作家的责任感及批判精神。在此过程中，接续中国小说的传统和中国饮食文化传统又使莫言能够不断发掘出新的“主题”，实现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相信这个“嘴馋”的作家还有很多美食故事让我们去欣赏，而对此，我们除了在等待中做一个“饥饿的孩童”，还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