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中国大陆小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
离经叛道的《红高粱》惊世而出
30年前，青年文学批评家罗强烈读到刊载于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中篇小说《红高粱》，顿时备感欣喜和震撼，认为是一部中国当代小说杰作，决定以《中国青年报》文学副刊《绿地》责任编辑的身份约见青年作家莫言，筹划以破例的高规格方式向全国青年读者推荐《红高粱》。
经作家、文学批评家李陀居中联系，莫言与罗强烈在北京东大桥十字路口西北角一栋高层宿舍的李陀家见面了。两个年轻人欢欣鼓舞地讨论《红高粱》，罗强烈表示《红高粱》写得美而大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
罗强烈当即敲定和莫言以通信的方式在《中国青年报》上隆重推荐《红高粱》，这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86年7月18日第4版上的《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通信》。据罗强烈回忆，这样隆重推介一个青年作家，还是很少见的，罗强烈说：“这也在文学方面体现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水准，我作为责任编辑至今都感到非常欣慰。”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却也是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时代，与《红高粱》通信在《中国青年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由此可窥一斑。从当时看来，对于无论是小说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中国青年报》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30年后，随着《红高粱》在1993年被评为“世界最美小说”，随着其作者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切质疑和担忧应该已经烟消云散。
在写作《红高粱》的时候，莫言刚刚30岁，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用他现在的话来说：年轻、狂妄。他在与罗强烈关于《红高粱》的通信中，曾经形容自己是一串“愤怒的葡萄”：“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联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战争小说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小说而扼腕叹息。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但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我老爹会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
《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中国大陆小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莫言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莫言早期非常喜欢孙犁的小说，实际上属于“荷花淀派”。孙犁小说《荷花淀》与《芦花荡》写得非常优美，收进了中学课本。莫言那个时候也在河北保定当兵，保定有个文学刊物《莲池》，“这个刊物发现了我，培养了我，而且有一个老编辑还亲自陪着我到白洋淀去体验生活”。但是，莫言后来觉得，如果还是按照“荷花淀派”那种清丽、婉转和柔美的方式写，“那我永远只是孙犁先生门下的一个小喽”，所以，“我想我一定要突破他们，我不能跟在人家后面模仿，应该写出自己的东西来”。
于是，这就产生了《红高粱》惊世而出的叙述方式。在《红高粱》里莫言是这样表述的：“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龉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与罗强烈关于《红高粱》的通信中，莫言是这样表述的：“《红高粱》是又爱又恨的产物，我对我的故乡一直持有这种矛盾的态度。我对故乡人的爱、对红高粱的爱转化成批判的赞美;我对故乡人的恨、对红高粱的恨转化成赞美的批判。批判的赞美与赞美的批判是我的艺术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地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不同于“白洋淀派”的风格，《红高粱》的语言也另辟天地，大胆而浓烈，充满想象力，像天马行空一样痛快淋漓。
《红高粱》随着导演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并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后，更是在国际国内名声大震，莫言也由“青年作家”跨入“著名作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