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是动荡发展的，改革探索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沧桑而苦难。由于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造成城乡之间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农村，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个人背景
路遥出生于西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是从农村走出的作家，他幼年因为家贫被过继给伯父抚养，使得其幼小的心灵过早的学会了坚强。艰难的求学经历，繁重的务农生涯，还有不断生活辗转在城乡之间的求学生活经历，使得他忍受了大多的苦难。他一生钟情于陕西的黄土地，对于那片养育他多年的故土充满了情感，对路遥来说，那个存世现实的栖居地，土地是其精神资源的源泉。
作品思想
在作者笔下，生存环境的悲苦不仅仅是生计问题，更有发展空间的种种限制。实际上，路遥作品中的主人公，其坚毅品格更是在不断追求发展的奋斗过程中日臻完美的。写苦难是为了写苦难中的人。苦难越深重，战胜苦难的人及其品行就越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
《平凡的世界》安排孙家兄弟俩齐头并进又相互映衬，其兄孙少安13岁就辍学回家务农，后办砖厂起家致富;其弟孙少平求学、教书，后出外打工、挖煤。通过他们两条人生之道的曲折延伸，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存际遇，其重点又是突出孙少平外出谋生的艰难。
路遥通过进城故事寄托了对城乡关系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路遥的小说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其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核心的，在这一基础的核心对立之下，衍生了诸多二元对立的因子，文明——愚昧、先进——落后、浪漫——淳朴、复杂——纯洁、高贵——卑微、自信——自卑，等等。这些因子被作者有意识地排列起来，并通过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事件清晰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两极。这显然是一种被作家精心结构的序列;前者是都市的象征，后者是乡村的隐喻。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以客观的笔触去书写乡村、描写都市，在路遥笔下，城市与乡村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且是文化空间的对立，城市是在与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而乡村也在城市的阴影中展开。实际上，路遥进城故事书写是早期乡土文学的审乡情结的再现;以城里人的眼光，围观乡村的“恶”，以此来反思和反省乡村。城市是进城乡下人的欲望对象，毫无疑问的是，乡村空间指向的是历史和记忆，城市空间肯定指向的是未来。
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记录了改革初期农村青年的人生奋斗历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口号以来，中国社会自此步入了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在这个历史转换的关键时期里，随着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历史转换，各种陈旧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传统的心理结构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动。作为八十年代新一代的农村青年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动和冲击的力量，他们开始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世界产生不满与怀疑，而对具有现代文明诱惑的都市产生强烈的向往。一贯秉承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路遥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八十年代的农村青年的进城历程和人生奋斗足迹，如《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惮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而力争到大城市发展自己的前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在从揽工汉到煤矿工人的身份流动中彰显了实现进城理想的种种努力与尝试。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少平，他们无不是八十年代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人物。因此，可以说路遥在其进城故事中通过高加林、孙少平等进城乡下人形象的塑造，较早地传达出社会变迁的时代信息，使得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甚至使得今天的读者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
路遥创作在思想方面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深刻的哲理性。哲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不是外加的，相反已经和作品对生活本质的揭示融合一起，成为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的必然结果。特别是路遥中篇的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哲理性结构。生活在这些中篇里成为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生活的过程构成了一个个人生的大轮回。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思考，就从这大轮回中衍化出来。高加林怀着一颗勃勃雄心，进入了城市，在城市生活的舞台上，威武雄壮地表演了一番，最后又被迫回到自己最不愿呆的农村。但是这种轮回并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人物在经过了生活的历练与艰辛之后的一种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