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见秦氏宗谱(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
第二年，即1974年7月，我又一次动身前往中国。这次我参加了一个香港旅行团，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停留一个星期，参观了广州、佛山和中国领导人常去的夕照温泉。
一个星期以后，旅行团返回香港，我则去上海探望舅父一家。到达之前，我先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但是由于不习惯发中文电报，我竟忘了填写发报人姓名。因而，那天晚上当我登门时，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说，“我还以为是你母亲呢!”我感到他有些失望。
尽管他俩有些嫌隙，可是母亲多年来对他的心意还是软化了他，他很渴望能再和她见上一面。所以当那封未署名的电报到达后，他费了很多心思，买来酒、鸡和其他难以买到的食品，准备办一次家宴庆祝他们的团聚。
吃过晚饭，我提议和他下一盘象棋。我知道他是爱下象棋的。下完一局，他靠在椅背上瞧着他的妻子，略带几分感慨地说道：“我做梦也没想到，昭华的儿子会来和我一起下象棋。”
舅父和我母亲再见一面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次年，舅母写信告诉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失去了和故土的这一联系后，我急于寻找生活在内地的异母兄长，便向住在台湾的异母姐姐家娟探询。当年我们迁到香港时，她还留在上海。她给了我一个叫毛训询的上海人的地址，说我可以写信问他。于是我写信给毛先生，告诉他我是谁，可等了几个月却一封回信也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毛先生已经死了，而他的妻子对我们家的事情一无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线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长期身患癌症之后逝世了。过了8个月，毛主席于9月9日逝世。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妻子江青和政治同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组织“四人帮”篡夺权力的罪名被捕入狱。
此时，我已从纽约调到香港，作为《亚洲华尔街日报》(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记者，经常前往中国。也正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得以随时赴内地和台湾采访。1978年底，我去了一趟台湾，向家娟和她的丈夫何品衡话别，他们已决定移民澳大利亚和女儿团聚，因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澳大利亚一家餐厅的老板。一天晚饭后，家娟拿着一个装满旧书的大塑料袋从里屋走出来，一面交给我一面说：“我保存的时间不短了，该是交给你这个儿子的时候了。”
袋子里装着的，是父亲1959年去世时留下的书籍和文件，是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存并保管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开塑料袋，注意到其中的三本书，两本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官方刊物，上面印有父亲作为国民大会代表时的姓名和照片。
第三本是宣纸印刷的老式线装书，封面上印着手写体书名：《锡山秦氏宗谱》。
这本线装书记载了我家三十三代祖先的名讳，绵延九百多年，上溯到11世纪的秦观。我父亲和我母亲出于同族，都是这位宋代(960—1279)著名大词人的后裔。从我父亲这边计算，由秦观到我共传了三十三代，而从我母亲这边计算，到我则是三十四代。
当这本无锡秦氏家族的谱牒刚交到我手里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谱系之书在今天有多珍贵。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即使在过去的年代，也只有名门望族才有历代宗谱传交下来。
宗谱的作用在于给本族成员灌输以家族为荣的心态。如果家族里出了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他的亲属几乎都能蒙荫受惠;同样，如果一个人失势被黜，他的家族也都要受到牵连。
在过去，更有因一人获罪而使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甚至要遭到诛九族的严惩，即诛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孙、曾孙、玄孙，并株连他们的兄弟姐妹、配偶和后裔。
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只知其父、祖等直系长辈，即使家族有谱牒沿传下来，也鲜少能追溯二三百年以上。
我们家族的许多家史材料因“文化大革命”而被销毁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为害怕狂热的红卫兵发现他们保留祖先的画像和宗谱，就自行将之焚烧了。但有一位亲属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保存了几页详列本族最近几代成员情况的材料。我就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得到了我父亲和我祖父的家传。我的祖母著有《明秋馆文集》《明秋馆诗集》两卷诗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复本。“文化大革命”以后，除去其中一卷的复本被保存下来成为孤本，其他各卷本都下落不明了。这个孤本是我一位族兄避开红卫兵珍藏下来的，后来他热情割爱，送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