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郴江幸自绕郴山
黄庭坚曾称赞秦观“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如果从作品来说，这绝不夸张。翻开《淮海集》，我们随手可以找到这样的词：
“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尽道有些堪恨处，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
就像李白的“清水出芙蓉”，这些都是不读书的人也能听懂的天生好词句。后世读者只需读秦观的词，就可以深深爱上这个绝世奇才。然而，才华可以是人生成功的基石，却也可能是人生悲剧命运的根源。
秦观的问题是他中进士的年纪还是太晚了。相比于二十岁已经出人头地的晏殊、苏轼，秦观浪费了十多年的光阴。更兼他没有足够的自律，那些颇为苦闷的日子，他过的是杜牧、温庭筠、柳永一般的生活，流连妓馆，对酒当歌，为青楼歌女写下无数风月小词，所以世人对其的德行评价颇有微词。可这样的风流浪子又偏偏在苏轼那里得到了近乎无理的“溺爱”，于是就给他带来了两种非常极端的心理感受。
一方面，苏轼及其亲友团的高度评价，使秦观原本自负的文人气质更加膨胀;另一面，屡试不第带来的实质打击和秦楼楚馆里的自我放纵，使他内心深处的自卑与痛苦日益加深。这两种逆向矛盾的心理既助长他入朝为官后的自得自满，又让他的内心变得敏感、尖锐。也正是这些，让他后来在人生的挫折前一蹶不振，一溃千里。
秦观的悲剧命运始于45岁。那一年(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任章惇为相，司马光等旧党又遭打压，苏轼、黄庭坚等相继被贬，秦观作为苏轼门生自然也牵扯其中。
本来秦观是被贬为杭州通判的，可杭州还未到，秦观又被告修编史书时“诋毁先帝”，于是被贬至处州任监酒税。处州就是今天的浙江丽水，监酒税就是监收酒税的小吏，北宋党争时动不动就将政敌贬往监税官的位置，苏辙、晁补之、周敦颐、包拯等名人都干过这类苦差。
苏轼此时则被贬往更远的广东惠州，但他仍是一派达观，“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嘛。可秦观就不一样了，他敏感、忧郁的心抵受不住失意的重压，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不堪其负。从前无数的风花雪月、歌舞楼台，如今不但成为岁月的留影，更成为悲伤的起点。这一年他填了一首《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一树花影，一片莺声，也抵不过飘零和离别。当年仕途往事，“西池会”不堪回首，“日边梦”再也难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满目春天，美则美矣，然则全是愁心写照——伤心如此，人生焉能长久?
没过多久，秦观又被“有心人”构陷，“削秩徙郴州”。削秩就是贬为庶民，等于书全白读了，而郴州更是临近广东的南荒之地。秦观满心悲慨，除夕夜里他填了一首《阮郎归》：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孤旅哀思偏逢漫天风雨，更兼佳节倍思亲。“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衡阳尚有北方之雁，郴州已无矣。同调作品里还有一句相似的“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显然，晏几道“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在这里得到完美化用，甚至连心境也颇为神似。
更有甚者!两个月后，朝廷又对旧党加重处罚，秦观被流放至今天的广西横县。离开郴州之际，他用尽一腔悲恨，写下了一首凄厉痛绝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首词从虚到实，又从实到虚，从迷惘失望到凄凉苦恨，简直字字血泪。世人总以秦观为婉约正宗，其实他在词中用情至深，经常直抒胸臆到极端之境，“可堪孤馆闭春寒”，已然哀苦至极;“郴江幸自绕郴山”，更是“无理取闹”。郴江本来应该绕郴山的，为什么偏要流向潇水湘水呢?词人本该活在自己的家园，为什么偏要贬谪到天涯海角呢?有抱负的人本该有自己奋斗的舞台，为什么偏要将他的心扯成碎片扔到这样的蛮荒之地呢?为什么“人生长恨水长东”呢?
后来秦观又被贬到雷州，即广东湛江，南得不能再南的地方了。这是他贬谪的终点，也几乎是生命的终点。虽然两年之后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政局发生变化，他终于获准北归，然而心力憔悴的他，还未越过岭南大地，就已无疾而终。“西风吹泪古藤州”，终年不过五十二岁。
苏轼后来听闻秦观死讯，痛不欲生，一连两日食不下咽。对宦海沉浮更加通透的他，将那句极为珍爱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题于扇上，并写道“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秦少游这样的人才，一万个人也换不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