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母
现在回想起来，老祖母居住的只是一孔小小的土窑洞，而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却是一座高大神奇的宫殿。紧挨着的小砖窑是我诞生的地方，我从那里学步，摇摇晃晃地走到土院里的阳光下玩耍。一听到老祖母唤我的乳名，就跑上前去，翻过盈尺高的木门槛，进入宫殿去了。那些老古董一样的桌椅柜子，泛着紫绛色的光，摆了一排蓝花青瓷坛子。墙壁上贴着年画，有一幅我后来知道是画梁山泊与祝英台故事的。老祖母就坐在高高的暖暖的大土炕靠窗的地方。
我应着老祖母的话，乖乖地伏在炕沿上，仰望着那张慈善的脸。她俯下身子，用温热的手摸摸我的头和衣服，亲一下我的脸，甚至亲得很响，便大声地笑起来。这时候，她会从炕角拿出一个小瓷罐来，打开盖子，用手指从里面捏出一块黑糖来，小心地放在我高高擎起的小手上。就像从圣母手上接过一笔幸福的恩赐，我会匆忙离开我心中的殿堂，去享受美妙的时光。对于糖的滋味，或者说对于甜的最初的感觉，是从这里开始的。包括对于生活的品尝，也是从老祖母那儿首先得到体味的。因为我的童年的土壤是贫瘠的，而深植于心灵的甜蜜与幸福之花，至今依然美好。但其中的那份忧伤不可轻易抹去，比如说，老祖母在我五岁那年就去世了，给我糖吃的时候她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只是从她的遗像中寻找当初的印象，一切都那么朦胧而遥不可及。
我所说的老祖母，其实是我的二老祖母，也就是说她是我的老祖母的妯娌。我从来没见过亲老祖母，就当她是我的老祖母了。她老人家的两个儿子先后夭折了，没留下所谓的香火。我每次回到老家的时候，几乎都要去祖坟上拜望，我也是她的根苗啊！那孔在我童年记忆中的殿堂般的土窑洞，已经坍塌如无望的眸子。土院变成了田地，庄稼生生不息。
此刻我咂咂舌尖，依然有老祖母恩赐的那一份幸福的甜蜜。
奖状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优秀少年的奖状，是镇一级的，在老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贴了多年。
而上小学的最不光彩的事是留过一次级。我五岁上学，到六岁该上二年级了，有着乡村老绅士风度的老师却硬是让我再上一回一年级。我的功课是不会差的，就认为我年龄小，个头也长得矮。我那阵儿理解的留级是“溜级”，谁情愿像溜坡披似地从高处往低处溜呢?尽管不情愿，也自然拗不过大人。
后来我知道了县志和家谱，说祖上在明清时代出过文豪，但当时的祖宗三代仅略识几个粗字。我是常与祖父睡一个被窝的，祖父便教我们爷孙俩彼此以脊背为黑板，以指头为粉笔，学认方块字。现在想来，我们温习的是失传已久的耕读传家的遗风，延续的是一种文明的理想。
老师也是古风犹在的作派，对学生严辞厉语，一点也不留情面。教鞭是一根酸枣刺做的，一是用来指点黑板上的字，二是为那些捣蛋鬼的屁股准备的。我还算个乖孩子，没尝过酸枣刺的滋味，我的小叔叔可是没少领教过。但老师的课教得很好，一茬茬的学生都有出息，老师的声望在方圆是家喻户晓的。
我可能除了功课好以外，也爱劳动，家里割草放羊烧饭拉风箱的事也帮看做，热心小学校里开荒种地、挖药材、拾麦穗等勤工俭学活动。一次暴风雨过后，我和小伙伴一起赶到学校，泥里水里扶起了那些七倒八歪的向日葵。那时候，还没有学雷锋呢！我们大声呐喊“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向南飞去”，愉快地唱着“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举起小拳头庄严宣誓：“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记得在一个晴朗的正午，镇上的大戏院里人山人海。我听见我的名字在回荡着，整个世界都似乎为我欢呼。穿过人群，我奔上高高的戏台子，从一双大手中接过“优秀儿童”的奖状，还有铅笔、写字本。这张奖状，被贴在家里土窑的墙壁中央，好久好久，使我和家人脸上有了光。
文化革命中，我初中未毕业便回乡当了农民。一次粉刷墙壁时，我似乎在不经意间不屑一顾地将奖状撕掉了。是因为它陈旧了吗?是因为当初的理想破灭了吗?也许因为那是过去不值一提的区区小事，对于我来说，不会是沦丧而应该是奋争。记得当时，父亲回来见墙壁上没了那张奖状，很是埋怨了一阵子。
逃学
我说过，我在读小学的时候算是个乖孩子。功课好，还得过镇一级的优秀少年奖状。细察起来，也不是没有毛病。比如说逃学，就不是一个小毛病，而我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
有过那么几回，我背着书包郑重其事地出了门，上了土坡，让家人瞧见是朝学校的方向去了。我却在拐弯处走了叉道，溜过崖畔下，躲藏在了水冲的一处土窟窿里。那里很隐蔽，路过的人和周围上工的人都瞧不见。家人以为我上学去了，老师却以为我家里有事没有来。其原因无非是在家里受了什么气，以此来报复家人，或者是在学校与老师和同学闹了什么别扭，怕见到他们。
这处避风港自然不那么风平浪静，内心的惊恐和懊恼加上自责，是很不好受的。挨到学生放学，便赶紧离开此地，装模作样地回家去，赶紧吃完饭去学校，这才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在土窑洞小学时，一直盼望到十里外的镇上去读书。尔后真的上了高小，去那里读五年级的时候，却留恋起依着父母家人有热饭吃有热炕睡的旧巢来。高小是座旧庙堂，有大殿，有青石台阶，教室宽敞明亮，但我却像离巢的小雀一样孤独无援。
终于等到星期六回家取馍，我硬是不想再返回镇上的高小去了。父母问我是不是闯什么祸了，我说没有，就是不想上学了。父母还是不放心，让祖父领了我去学校问个究竟。第二天镇上过集，祖父牵着我到街口，我突然想通了，一个人径直去了学校。
从此，我很少有想家的念头，我下决心走出家门，读完高小读中学，将来去西安读大学。甚至到了周日，我也报名轮守宿舍，抓紧温习功课，让上中学的姑姑给我捎馍来。
放弃了逃学，就是不再离开自己。等到文化大革命，遇上知青上山下乡，也就没书好读了，只有老黄牛一样去劳作。有幸以后上了大学，当了编辑，以写作为业，不然也就一直守着老家的土地，永久性地逃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