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小我一岁，是我大伯家的二儿子。大伯家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其中两女一男都是我的堂姐堂兄，最大的堂姐大我十岁，只有这个堂弟是我儿时的玩伴。而且过从甚密“臭味相投”。1963年旧历年底20岁的堂弟因病死于江西，至今他的骨殖仍流落在江西武功山上。在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季节里，堂弟那短暂一生的点点滴滴时时浮上脑际。
记得小时候，堂弟家有一个整日里病恹恹的哥哥，听大人说得的是痨病，是不治之症，那时都将肺结核病叫痨病，以当时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水平，得了那种病也与现在得了癌症没有多少区别。病了几年，到了十五岁时就与世长辞了。后来两个堂姐也先后出了嫁，家里就剩下了堂弟这一棵独苗。上小学的时候堂弟低我一个年级，虽然只比我小一岁，但个子比我矮得多，人长得也单薄。不像我那样泼皮、早熟。不过，他的脑子很机灵，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流落到了大西北，他在家中居然还考上了一所中学，那所乡镇初级中学离我们村有十好几里路，大多是外地的寄宿生。后来听说，虽然那时的老师和学生都受着饥饿的折磨，但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不错的，从那里出来的初中生后来有不少人考上了高中、大学。也有的回到家乡当上了村里的会计之类的村干部。那时候上过中学的人就算是农村中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了。
他在上学期间，总是与我保持着通信关系，有时我也寄一点零化钱给他。记得他给我来信时全是用毛笔写的小楷，那时除了年纪很老的识字人几乎已经没人用毛笔写信了。他的小楷写得特别秀丽，没人不会相信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写的，倒是极像出自一个受过旧学熏陶的才女之手。
1962年秋天，我从大西北下放回到家乡时，他已初中毕业在家当了一年多的人民公社社员，当时，队里的干部对他的印象不是很好，原因是他们在那个非常时期仍然想着法儿多吃多占，有时还不顾群众的死活，搞强迫命令瞎指挥，为此常常受到堂弟的指责。他与我倒是有许多共同语言，记得那年夏天，晚上在外面乘凉时经常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到深夜。
1963年秋天，他只身去了江西投奔他的大姐。大姐一家人是三年前逃荒过去的，现在已在当地的一个林场安了家，听说大姐夫还是一个小队长。那里是山区，虽然条件也不怎样好，但至少不会挨饿。后来听说他在那里生活得还不错，林场里全是从外地逃荒过去的人，其中大多数是江苏老乡，他因为常常替人家读、写家信，大家都很喜欢他，都称赞他“知书识礼”，还听说队里有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姑娘在追他。那年冬天，父亲也带着大妹去江西，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爆米花生意，也同样在堂姐家落脚，受到了堂姐一家和这个堂弟无微不至的眷顾。
1964年春节刚过，父亲就从江西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堂姐夫，大家都觉得有点诧异，一是父亲原来是说要混到农历二月底的，二是事先也没听说姐夫要回来。果不其然，他们带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坏消息，堂弟竟然于节前的腊月廿六撒手人寰！听说起先只是脖子上生了个疖子，几天后突然高烧不退，后来就莫名其妙地死在林场卫生院里。卫生院出了份死亡证明，说是死于败血症，我虽不大懂医，但总觉得这个结论太过牵强附会。当时的问题是怎么忍心将这个消息告诉年迈的伯父伯母？后来还是两位老人从周围人的凝重神情中看出端倪，猜到了必有天大的事情瞒着他们。当他们得知实情后，伯母随即哭喊着昏了过去，年近七旬的伯父也在万分悲痛中泣不成声。堂弟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与寄托，这个晴天霹雷般的消息一下子就将他们击倒了。庄上的人见了也都忍不住地泪流满面，都说：好人不长久。后来嫁在不远处的二姐回来住了了日子，我们几个侄儿也整天地围着两个老人转，还有几个与堂弟最要好的同学也都闻讯从外庄赶过来安慰他们。过了好些日子才平静下来。又过了五年，伯父患食道癌不治去世，孤苦伶仃的伯母过到84岁，他们的后事都是我们几个侄儿帮着堂姐们料理的。
在堂弟的遗物中有一个精装的笔记本，本子上断断续续记着他生前的一些日记，记得有一段日记是记录的一天晚上与一个队里的姑娘约会时的情境，其中有一句：“伊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颇似“五四”前后沪、浙文人惯用的语气。
在伯母去世前二年，她老是念叨要将堂弟的骨殖拾回来葬到她们旁边，其时，大姐夫一家已经回到了家乡。为此，大姐夫又特地去了一趟江西。他回来后告诉我们说：虽然当年埋葬堂弟时曾在坟上放了一块方形的石头作记号，但这次去看到却是满山茂密的灌木丛，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那座孤坟。只好对着那座山焚烧了一些纸钱。想到古人曾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那是歌颂为国捐躯者的豪迈，与客死他乡的逃荒者风马牛不相及。还想到，堂弟在那边也并不是太孤单、寂寞，因为那里还埋葬着许多生前已经入了赣籍的江苏人，他们的后辈还在那里生生息息。
岁月荏苒，一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想到有一天，我与堂弟会在天堂聚会，到时我将会将这后来的半个多世纪的人间冷暖慢慢地说给他听。
不去多想了，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还是顺着“牧童”的指引到“杏花村”里去买个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