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羞耻之心”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贵有“羞耻之心”，一个人有知羞耻感，才能风霜亮节，两袖清风。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可见做人不可一刻忘却耻辱。
《诗经》是我国西周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民歌和朝庙之乐的选编。其中有廉耻之说。如《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义。
人而无义，不死何为?”其大意是说:您看那耗子还有张皮(喻为脸皮)呢，作为人岂能没有尊严廉耻。一个人不知道尊严廉耻，还活着干什么?
儒家学说认为，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羞耻之心。如果人失去了廉耻，那将是非常可怕的。羞耻之心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耻”的最基本义项就是“耻感”。
人在做了自己明知不该做的事，或者被人劝说去做不应该的事情时，心里就自然会涌起逆向情感、逆向意识，感到有愧疚感，甚至无地自容，继而反思、悔过、翻然改正。
儒家既然坚持人应当践行“仁、义、礼”的伦理体系，“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如果有人“言过其实”，行为背离了“人道”，儒家便认为他们应当感到可耻。
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儒家赋予士一种“以道济世”的使命感，认为士应该追求“以道济世”目标，而不应该追求物质腐化的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所以孔子赞扬子路“衣敝温饱，与衣狐貉者立，而不以为耻”。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重视“乐道”，而不是无条件的安贫。儒家学派认为个人出仕的主要目的是以道济天下，在邦有道之时，个人理应出仕；如果无能出仕，而身居贫贱，那是可耻的事情。
反过来讲，倘若邦无道，而个人身居富贵，领取国家俸禄，却尸位素餐，一无作为，“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或甚至浪得虚名，“声闻过情”更是十分可耻。
儒家鼓励人们用“好学、力行、知耻”的方法来“修身”，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践行“人道”的“君子”。
在古今中外的文明史中，有许多贤能圣哲、志士仁人对“耻”有精辟的见解。管仲把“耻”字提高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子令行；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礼仪廉耻是治国的大纲。如果没有了它。这个国家就要灭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在礼仪廉耻四者中，知耻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清廉，乃至于违法乱礼仪、知法犯法，作出种种不合乎道德之事，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廉耻。
如果为官者没有廉耻之心，就会与正义背道而驰，不能作出正义的事情，还会干出丑恶罪孽之事，最终带来极坏的影响，甚至使国家及百姓蒙受灾难性的耻辱。
诚如法国莫洛亚所说，寡廉鲜耻在任何时代都足以使统治阶级的灭亡。清代的康有为曾经说过:“风俗之美，在于养民知耻。知耻者，治家之大端”。
至于一个知道廉耻之人，便可时时反省自己，自省自律是知耻辱的结果和思想境界锐纳他人的升华，养成知耻、自律、清廉、尊严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