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别大山的散文

2020-04-23散文

  多年来,眼前那些峰峦起伏的大山,显得卑微和低沉、甚至灰暗,仿佛横在心底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这和我的出身有关。我出生于一个叫做“下湖坑”的小山村。在本地被称作为“坑”的地方,是相对于地势更为平坦、交通更为便捷,视线更为辽阔的村落而言。我更愿意把自己叫做山里人,或是山村人,实在憎恶被称作“坑里人”的感觉。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时常被人取笑为“坑狗仔”、“坑股佬”(形容在山里出生,没见过世面)。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愤而反击,我也骂对方为“呱佬仔”(当地山村人对山外人的一种蔑称)。矛盾的冲突逐渐升级,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当然,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小,但那种对自尊的伤害却在心里长了根,成为一道难以痊愈的疤痕。

  我憎恨那些压在心头的连绵不绝的一座座大山,甚至整个假期都躲在外祖父家里,不肯回到生活在“坑”里的父母身边。大山不懂得一个孩童的心事,依旧四季葱茏。山间各种乔木和植被交替生长,浓浓的绿如墨一般层层浸染,藤藤蔓蔓从半山腰垂下来,把唯一通往山外的泥石小径罩成一条绿色隧道。路人在这片绿色世界里乍隐乍现,有如舞台里的魔术《大变活人》,明明看着一个人过来,一眨眼不见了身影,冷不丁却从另一端冒了出来。

  那个年代,能借助一辆自行车的速度实现从群山深处突围而出,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很幸运,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即便这是被父亲淘汰下来的旧货。我如一头惴惴不安的小鹿,在泥泞的山间小路里猖狂奔突,铁皮文具盒以及装着咸萝卜干的罐头玻璃瓶在书包里左右晃荡,叮当作响。一座山挡在我眼前,被绕过或是超越,紧接着又一座山出现在我前面,车轮越转越快,当薄薄的咔叽布衬衫紧紧贴在后背,脸上全是汗水的时候,浓厚的山影才终于被我艰难地甩到了身后。每走出大山,我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快感,仿佛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

  事实上,我无时不在想着如何逃离这些可恶的山。在我忧心忡忡的那些年里,不知何时,一群身份异样的山外人潜进了山村。这是一群被称作“副业工”的壮汉,多数来自江浙一带。这些人如一群迁徙的候鸟,每年春节过后,他们便拖着板车出现在村口,他们操着浓厚的江浙口音,穿着厚厚的青布衫,身上沾着刺鼻的木浆气息,这是经年深山劳作留下的印记。这些人四散借宿在当地乡民家里,他们体格健壮,性情爽直,用大锅做菜,大瓷碗吃饭。清晨时分,“副业工”便朝那些幽深的大山进发,他们的工作在一座座大山里周而复始,每天开山修路,把一根根巨大的木头从山涧险峰之中运出来,用大板车拉到村外。

  有副业工的时间里,山村的气氛空前热闹。村人在这些出卖体力的江浙人面前,尽显主人的光耀,田地里的农活,大半由这些副业工来代劳。诸如插秧割稻子这类活计,对身强力壮的副业工来说,只是小菜一碟。非但如此,这些江浙人还有着天性的聪慧,他们把木头运往山外,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总少不了几颗水果糖,或是其他的小零食。这些都是村里的小伙伴喜爱的。自家的孩子乐了,屋里的大人自然高兴。于是,虽然看起来这些外来的副业工地位卑微,和村里人的关系却是十分融洽。待到年终结算,房租通常是只字不提,甚至还要往这些副业工手里塞几包花生或是番薯片,让其捎回去过年。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木讷的山村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山外正在发生着的变化。某年春节过后,村人依旧躺在屋外懒洋洋地晒太阳,村口却再也没有出现“副业工”熟悉的身影。山头的大樟树、大松树,以及别的大树,兀自站在那里,再没人理会。更具戏剧性的是,几年之后,当年以主人身份自居的村人,却成了“候鸟”,春节刚过,便纷纷背着行囊奔赴南方,或是江浙一带,变成了“打工族”。昔日远赴他乡出卖苦力的江浙人,一个个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挎着腰包,开着小车,好不气派。曾经收留过“副业工”的内地小山村,大多数人家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屋里,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落寞的忧伤。

  少却了人们的攀爬砍伐,那些山也安宁多了。被砍去的大树傍边,开始长出了小树,不出几年,山头又郁郁葱葱起来。我依旧在盘算着自己的逃离计划,并果断地付诸于行动。我唯一能做的,是狠命学习,朝着“鲤鱼跃龙门”的目标挺进。然而,在外打工漂泊归来的村里人,却开始对这些山产生兴趣。小三哥最先发起行动,他用打工赚回的几万块钱购买了一批杉树苗,在自家后院的山上种上了杉树。当时,看到小三哥用大把的现金换成一山的树木,不少人觉得小三哥的举止不可理喻。村里有和小三哥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开始留意到身边这些沉默的山,他们时不时半夜溜进山里,在别人家的山里,或是林场的山上,砍几棵大圆木出来,偷偷运到山外,换回几包烟钱。这样的生财方式,又刺激又快捷,令这帮年轻人兴奋不已。木材的市场价格逐渐看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偷伐”的行列。一时间,这些昔日没人理会的山,成了村人争相光顾的乐园。

  这些大山开始引人关注起来,人们对身后的大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浓厚兴趣。在村人的口中,也不再是纯粹的山,而是被称作“山场”。山场的定义里,有归属和边界的划分。如此正统而专业的称谓,意味着这些千百年来就存在的大山,在村人心中有了和责任田等同的分量。村人对自己的山场加强了看管的力度,偷伐行为变得艰难起来,不久,村里参与偷伐木材的头号人物结巴子因人举报被林业派出所逮捕了。事件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譬如四华子、阿才哥、毛古子等几名惯犯,纷纷四散而逃。

  没有了偷伐者的侵袭,村里的那些山再一次安静如初。有细心的人看到,自家的山场里成材的大树似乎不多了,虽然看上去依旧绿意浓浓,走进山里,却只剩下一些低矮的灌木,或是木质松软经济价值不高的树种。此时,村人途径小三哥那几块山场,发现小三哥家造的杉树林已经一片茂盛,初具规模了。偷伐者盛行的前几年,这些小杉树苗尚未成林,自然躲过了被盗的劫数。正值杉林减伐的时间,小三哥请了伐木工在自家山场上忙碌,把间隔过密的杉木条清砍,几天下来,路旁堆积的杉木条成了小山丘。一辆大卡车运了几个来回,才把这些杉木运出村去,小三哥的爹就站在村口,从木材商的手中接过好几叠人民币。这一幕不经意被村里的李快嘴看到,第二天,全村盛传,阿三哥山场里光减伐的'杉木,就卖了近十万元。

  这个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弹落在村里。人们议论纷纷,开始酝酿在自家的山场育林的计划,大有开始一场植树造林绿化山场革命的气势。某天午后,邻村做木头生意的刚子带着几个外地人开着小车来到了村里,这伙人直接走进了生产队长家中。村人看到,队长带着几个人走进了山道,沿途一路对着几块山场指指点点,似乎在商讨什么重要事件。果然,次日上午,生产队长召集村民开会,说是有外地老板有意买下村民山场的经营权,价格不菲,同意者一手签协议,一手拿钱。不少村民盘算着,这些山场分到手里之后,多年来并未产生多少实在的经济价值,加之几个孩子上学手头正需要钱。现价买卖的诱惑下,十多个村民当即就应允下来。当日下午,刚子就带着那伙人来到村里,提着一个密码箱,整整一箱的人民币,签过合约的村民,当即就从刚子手里接过几沓崭新的人民币。随后,又有几个村民加入了买卖的队伍。摆在密码箱里成捆的人民币,仿佛发出诱人的光泽,照得村人眼睛发亮。

  随着一纸合约,村里的那些大山,在一场无比简陋的仪式中,便更换了主人。那些易主的山场依旧静卧在村道的两旁,沉默无语。昔日的主人甚至没有给这些大山一个哪怕最简单的告别仪式,他们专注的目光只停留在那一张张百元纸币上,丝毫没有留意到身后曾经属于自己的山场,是否也有别离的忧伤。

  多年后,我真的走出了大山,户口从山村迁到了省城,又迁到如今居住的县城。我成了名符其实的城里人。不知为何,对那些重重叠叠的大山的情结里,似乎不再有憎恨。回到山村,眼前那些绿茵茵的大山,也变得温暖亲切起来。人总是这样,年少轻狂时总想逃离故乡,挣脱之后才发现,一辈子舍弃不了的,也是故乡。回到故里,听到父亲介绍,哪块山场已经不是村里的,哪块山场已经卖给了外地客商,心里不由悲凉起来。父亲还说,村里的一个小水库也被外地人承包了,还有邻居结巴子和二狗子的责任田,也承租给别人开了水塘搞立体养殖,自己则带着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一路上听着父亲的介绍,我心情愈加沉重。久居城镇的我,作为一个拿薪水的小公务员,经历着这些年来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视觉快感以及深彻的身心疼痛。我懂得,对普通人来说,我们通常在别人快乐中经历着自己的苦难。我眼看着这个被称作故乡的山村,即便隐匿在大山深处,也难逃厄运。在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淳朴的村人力量是如此渺小,毫无招架之力。我为之伤感叹息,却无能为力。

  返回途中,车子一路缓缓而行,窗外的大山,一座一座走进我的视线,又从视线里滑过。熟悉的大山逐渐远离我的目光,我怅然若失,仿佛某些牵心扯肺的东西正要离我而去。我想要抓住它,但我知道这只是徒劳。车子拐过一道弯,山村的影子随即在身后彻底消失了。回头,再也不见了一排排大山的样子,只有几座山峰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一阵沉痛的哀伤袭来,那是和大山失散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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