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眼前那些峰峦起伏的大山，显得卑微和低沉、甚至灰暗，仿佛横在心底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这和我的出身有关。我出生于一个叫做“下湖坑”的小山村。在本地被称作为“坑”的地方，是相对于地势更为平坦、交通更为便捷，视线更为辽阔的村落而言。我更愿意把自己叫做山里人，或是山村人，实在憎恶被称作“坑里人”的感觉。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时常被人取笑为“坑狗仔”、“坑股佬”（形容在山里出生，没见过世面）。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愤而反击，我也骂对方为“呱佬仔”（当地山村人对山外人的一种蔑称）。矛盾的冲突逐渐升级，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当然，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小，但那种对自尊的伤害却在心里长了根，成为一道难以痊愈的疤痕。
我憎恨那些压在心头的连绵不绝的一座座大山，甚至整个假期都躲在外祖父家里，不肯回到生活在“坑”里的父母身边。大山不懂得一个孩童的心事，依旧四季葱茏。山间各种乔木和植被交替生长，浓浓的绿如墨一般层层浸染，藤藤蔓蔓从半山腰垂下来，把唯一通往山外的泥石小径罩成一条绿色隧道。路人在这片绿色世界里乍隐乍现，有如舞台里的魔术《大变活人》，明明看着一个人过来，一眨眼不见了身影，冷不丁却从另一端冒了出来。
那个年代，能借助一辆自行车的速度实现从群山深处突围而出，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很幸运，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即便这是被父亲淘汰下来的旧货。我如一头惴惴不安的小鹿，在泥泞的山间小路里猖狂奔突，铁皮文具盒以及装着咸萝卜干的罐头玻璃瓶在书包里左右晃荡，叮当作响。一座山挡在我眼前，被绕过或是超越，紧接着又一座山出现在我前面，车轮越转越快，当薄薄的咔叽布衬衫紧紧贴在后背，脸上全是汗水的时候，浓厚的山影才终于被我艰难地甩到了身后。每走出大山，我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快感，仿佛完成了一次胜利大逃亡。
事实上，我无时不在想着如何逃离这些可恶的山。在我忧心忡忡的那些年里，不知何时，一群身份异样的山外人潜进了山村。这是一群被称作“副业工”的壮汉，多数来自江浙一带。这些人如一群迁徙的候鸟，每年春节过后，他们便拖着板车出现在村口，他们操着浓厚的江浙口音，穿着厚厚的青布衫，身上沾着刺鼻的木浆气息，这是经年深山劳作留下的印记。这些人四散借宿在当地乡民家里，他们体格健壮，性情爽直，用大锅做菜，大瓷碗吃饭。清晨时分，“副业工”便朝那些幽深的大山进发，他们的工作在一座座大山里周而复始，每天开山修路，把一根根巨大的木头从山涧险峰之中运出来，用大板车拉到村外。
有副业工的时间里，山村的气氛空前热闹。村人在这些出卖体力的江浙人面前，尽显主人的光耀，田地里的农活，大半由这些副业工来代劳。诸如插秧割稻子这类活计，对身强力壮的副业工来说，只是小菜一碟。非但如此，这些江浙人还有着天性的聪慧，他们把木头运往山外，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总少不了几颗水果糖，或是其他的小零食。这些都是村里的小伙伴喜爱的。自家的孩子乐了，屋里的大人自然高兴。于是，虽然看起来这些外来的副业工地位卑微，和村里人的关系却是十分融洽。待到年终结算，房租通常是只字不提，甚至还要往这些副业工手里塞几包花生或是番薯片，让其捎回去过年。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木讷的山村人丝毫没有意识到山外正在发生着的变化。某年春节过后，村人依旧躺在屋外懒洋洋地晒太阳，村口却再也没有出现“副业工”熟悉的身影。山头的大樟树、大松树，以及别的大树，兀自站在那里，再没人理会。更具戏剧性的是，几年之后，当年以主人身份自居的村人，却成了“候鸟”，春节刚过，便纷纷背着行囊奔赴南方，或是江浙一带，变成了“打工族”。昔日远赴他乡出卖苦力的江浙人，一个个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挎着腰包，开着小车，好不气派。曾经收留过“副业工”的内地小山村，大多数人家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屋里，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落寞的忧伤。
少却了人们的攀爬砍伐，那些山也安宁多了。被砍去的大树傍边，开始长出了小树，不出几年，山头又郁郁葱葱起来。我依旧在盘算着自己的逃离计划，并果断地付诸于行动。我唯一能做的，是狠命学习，朝着“鲤鱼跃龙门”的目标挺进。然而，在外打工漂泊归来的村里人，却开始对这些山产生兴趣。小三哥最先发起行动，他用打工赚回的几万块钱购买了一批杉树苗，在自家后院的山上种上了杉树。当时，看到小三哥用大把的现金换成一山的树木，不少人觉得小三哥的举止不可理喻。村里有和小三哥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开始留意到身边这些沉默的山，他们时不时半夜溜进山里，在别人家的山里，或是林场的山上，砍几棵大圆木出来，偷偷运到山外，换回几包烟钱。这样的生财方式，又刺激又快捷，令这帮年轻人兴奋不已。木材的市场价格逐渐看涨，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偷伐”的行列。一时间，这些昔日没人理会的山，成了村人争相光顾的乐园。
这些大山开始引人关注起来，人们对身后的大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浓厚兴趣。在村人的口中，也不再是纯粹的山，而是被称作“山场”。山场的定义里，有归属和边界的划分。如此正统而专业的称谓，意味着这些千百年来就存在的大山，在村人心中有了和责任田等同的分量。村人对自己的山场加强了看管的力度，偷伐行为变得艰难起来，不久，村里参与偷伐木材的头号人物结巴子因人举报被林业派出所逮捕了。事件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譬如四华子、阿才哥、毛古子等几名惯犯，纷纷四散而逃。
没有了偷伐者的侵袭，村里的那些山再一次安静如初。有细心的人看到，自家的山场里成材的大树似乎不多了，虽然看上去依旧绿意浓浓，走进山里，却只剩下一些低矮的灌木，或是木质松软经济价值不高的树种。此时，村人途径小三哥那几块山场，发现小三哥家造的杉树林已经一片茂盛，初具规模了。偷伐者盛行的前几年，这些小杉树苗尚未成林，自然躲过了被盗的劫数。正值杉林减伐的时间，小三哥请了伐木工在自家山场上忙碌，把间隔过密的杉木条清砍，几天下来，路旁堆积的杉木条成了小山丘。一辆大卡车运了几个来回，才把这些杉木运出村去，小三哥的爹就站在村口，从木材商的手中接过好几叠人民币。这一幕不经意被村里的李快嘴看到，第二天，全村盛传，阿三哥山场里光减伐的'杉木，就卖了近十万元。
这个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弹落在村里。人们议论纷纷，开始酝酿在自家的山场育林的计划，大有开始一场植树造林绿化山场革命的气势。某天午后，邻村做木头生意的刚子带着几个外地人开着小车来到了村里，这伙人直接走进了生产队长家中。村人看到，队长带着几个人走进了山道，沿途一路对着几块山场指指点点，似乎在商讨什么重要事件。果然，次日上午，生产队长召集村民开会，说是有外地老板有意买下村民山场的经营权，价格不菲，同意者一手签协议，一手拿钱。不少村民盘算着，这些山场分到手里之后，多年来并未产生多少实在的经济价值，加之几个孩子上学手头正需要钱。现价买卖的诱惑下，十多个村民当即就应允下来。当日下午，刚子就带着那伙人来到村里，提着一个密码箱，整整一箱的人民币，签过合约的村民，当即就从刚子手里接过几沓崭新的人民币。随后，又有几个村民加入了买卖的队伍。摆在密码箱里成捆的人民币，仿佛发出诱人的光泽，照得村人眼睛发亮。
随着一纸合约，村里的那些大山，在一场无比简陋的仪式中，便更换了主人。那些易主的山场依旧静卧在村道的两旁，沉默无语。昔日的主人甚至没有给这些大山一个哪怕最简单的告别仪式，他们专注的目光只停留在那一张张百元纸币上，丝毫没有留意到身后曾经属于自己的山场，是否也有别离的忧伤。
多年后，我真的走出了大山，户口从山村迁到了省城，又迁到如今居住的县城。我成了名符其实的城里人。不知为何，对那些重重叠叠的大山的情结里，似乎不再有憎恨。回到山村，眼前那些绿茵茵的大山，也变得温暖亲切起来。人总是这样，年少轻狂时总想逃离故乡，挣脱之后才发现，一辈子舍弃不了的，也是故乡。回到故里，听到父亲介绍，哪块山场已经不是村里的，哪块山场已经卖给了外地客商，心里不由悲凉起来。父亲还说，村里的一个小水库也被外地人承包了，还有邻居结巴子和二狗子的责任田，也承租给别人开了水塘搞立体养殖，自己则带着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一路上听着父亲的介绍，我心情愈加沉重。久居城镇的我，作为一个拿薪水的小公务员，经历着这些年来经济改革发展带来的视觉快感以及深彻的身心疼痛。我懂得，对普通人来说，我们通常在别人快乐中经历着自己的苦难。我眼看着这个被称作故乡的山村，即便隐匿在大山深处，也难逃厄运。在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淳朴的村人力量是如此渺小，毫无招架之力。我为之伤感叹息，却无能为力。
返回途中，车子一路缓缓而行，窗外的大山，一座一座走进我的视线，又从视线里滑过。熟悉的大山逐渐远离我的目光，我怅然若失，仿佛某些牵心扯肺的东西正要离我而去。我想要抓住它，但我知道这只是徒劳。车子拐过一道弯，山村的影子随即在身后彻底消失了。回头，再也不见了一排排大山的样子，只有几座山峰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一阵沉痛的哀伤袭来，那是和大山失散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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