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流年的散文

2020-04-24散文

  有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把握。

  怎么说呢?那时候我是拉着一车砖,走在大街上。当头是夏日里的艳阳。那日头真毒。我想起某篇课文里的这样一句话。是的,真毒。这话真是经典。毒日头给我最直接的收获就是,脸颊刺痛,这种刺痛,要比汗湿的衣背更让人难以承受。

  时隔十六年,我仍然能够清晰地看见那个干瘦、孱弱的自己,拉着一车砖,在大街上吃力地前行。

  我曾经多次注视这个自己。

  生命在某些时候,根本无法预知。你能够经历什么,你会遭遇什么,都是无法预知的。在不自觉的情形中,你就陷入了,置身其中,不可自拔。对此,你无可奈何。

  那一年,三十出头的我,胃病厉害得出奇。整天没法吃饭。仅仅靠沾湿了饼干聊以充饥。正常的菜饭已经不能入口,入口就翻,一翻就吐。尤其是,我所在的染布车间,是使用染化料最多的车间,化学成分特别活跃。这些活跃的化学成分,把我的胃搞得一点也活跃不起来。何况我还是在印花机上,直接跟各种各样的染料打交道。在严重的刺激性气味侵害下,我的胃气息奄奄,无奈地徒劳地,做着挣扎。我不时干呕,有一回,竟然呕上来一口猩红的血。

  我去找了车间领导。领导说没事儿,大伙儿不都是这样工作的吗?话说得这样振振有词,我倒几乎无话可说了。不过我不甘心,坚持诉说着自己可怜的胃的状况。然后领导动了恻隐之心,说,那你要确实不能坚持的话,就歇几天吧。我说我不是希望歇几天。我也歇不起。五六岁的儿子和没工作的老婆等着我开资吃饭呢。关键是请领导给我调个工种,到化学气味不严重的机车上,就会好些了。领导话说得很干脆:调工种不可能,想歇着的话,请假。

  于是就请假。于是就到省城大医院。拍片,做胃镜,做各项检查。最终,医生抖着几张化验单,面色严峻地对我说:“刺激性浅表性胃炎,胃窦炎,胃下垂,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等,”我不等医生说完,就打岔,“这么多病啊?”医生睁大了眼睛:“是啊。”我赶紧说:“不好意思,大夫,那我该咋办?”“咋办,好办啊,吃药,静养。”然后反复强调,一定不能做重苦力劳动,一定不能吃辛辣食物,一定不能吃饭不规律……如是,我带着大大小小的药和医生的众多“一定”,返回家里。药吃完了,也静养了,胃的情况不见一点好转。得,咱再换一家医院。省城那么多大医院,不信咱这点病治不了。于是再次启程。于是找到一家中医院。于是带回家大包小包的中药,于是每天早晚勇敢地喝下半碗半碗的既苦又呛的中药汤汁。一个周期完了,好像见效,于是接着到省城取药,接着喝下那些汤汁。那些日子,相对而言,倒也过得轻松。除去一些简单的家务,静心养胃为第一要务。家属虽然叹息,也只能叹息。

  那是1995年春夏时候的事。一直到这年的夏秋之际,我终于歇不住了,本来休假,没了工薪,又加上日积月累的药费,路费,谁家能吃得消?眼瞅着往医院送了大几千元了(顺带说一句,那些年我每月工薪不足百元)。日渐累积的债务迫使我硬着头皮,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去找车间领导,领导让找厂里,说我这样子已经不再适合在该车间工作。就找厂里。厂领导说岗位暂时没有,要是实在想上班的话,你去咱厂基建队吧,那里其实蛮好,大太阳下晒晒,对你的胃也是个锻炼。我一时半会儿顾不上理会领导的话是玩笑成分多还是幽默使然,只要能上班,咱就感激涕零了。我千恩万谢离开厂领导,到基建队报到。于是,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苦力日子。

  在我们厂,基建队是赫赫有名的。因为,大家叫基建队不叫基建队,叫劳改队。这么叫是有原因的。基建队里的成员,以各车间各单位最不听话的刺儿头为多。那些特别爱找事的,爱跟头头脑脑过不去的,就会被发配到这里,充军,做劳动改造。因此,我最初来到此地,很是惹人注意。不少人纷纷问我:“你犯啥错啦?”这话十足搞笑。但是不止一个人两个人这样问我。我就再笑不出来了。是啊,自己费心巴力,靠了天大的面子,才来到这样的场所赖以谋生,还有什么好说的?还有什么好笑的?

  这样,本文开头的场景便出现了。人们会看到,一个戴眼镜,面色灰黄的小伙子(我面相嫩,一般人们总以这个称呼叫我,就是现在,我将近五十岁了,还常常被人称作小伙子,呵呵,该美呢,该不自在?或许是不成熟不稳重的体现?),拉着一车砖,缓缓走过街头。我们的砖是卸在厂区。我们需要把砖用小推车,一车车运送到使用砖的地方——有时候,就在厂里,有时候,则是在厂各宿舍区里,垒墙,修补房屋,筑管道,等等地方。大街上有我熟悉的人,他们在坐街,歇凉,一边拉闲话。看见这样的我过来,忍不住好奇,问:“你咋干这个?”我反问:“我咋不能干这个?”然后一五一十,向熟人汇报。汇报完毕,该做啥做啥,该到哪到哪。好心的人会站起来,帮我推上一把。我没回头。也没说话。我只是暗暗向这些好心人说着感谢的话。我清楚,他们能够听到。

  我们也挖沟。厂里这里,那里,不定什么地方,需要挖沟。大家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挥着铁锹,挥汗如雨。沟里的土一锹锹被这些强硬的臂膀甩出来,在沟沿堆成一条棱。我也混在其间,却是不能很好地挥舞铁锹。它没有我使用惯了的纸笔顺手。我能够使用纸笔流畅地写出一千两千字的文章,在厂报或者县里杂志上发表,换得三元五元,买菜,买米,买儿子的玩具,但是这铁锹,分明不跟我合作。我对它没有感觉。它对我也没有感觉。这是一种宿命吧。我没法,铁锹也没法。我们只能相对无言。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尽量好好对待这把铁锹,因为此时此刻,它就是我谋生的主要工具。我不能离开它。尽管它可以离开我。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都选择了无言。在这样的无言中,我努力完成着工作量,像报纸上说的,“力所能及地做着自己的一份工作”,赚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工钱。咸涩的汗水在眼睛里跳舞。我无心欣赏汗水的舞蹈。我也来不及一次次擦去它。汗水滴答滴答,滴在眼镜片上,眼前模糊不清。我伸出衣袖擦擦镜片,勉强看得清了。于是继续手里的活儿。不能被人闲话。你可以力气不足,但是不可以偷懒。在这里被人骂偷懒,你就惨了。无论在哪里,都有做人的基本准则。

  我们也搬水泥。水泥运来,需要下车。别人一人搬一袋,我没那力气,只好与人合抬。但是这个与我合抬的人比我还差劲。一个大小伙子,却穿一身干干净净的白衬衫来干这活儿。他是一点不弯腰,直直地站在那里,伸出两只手指捏住水泥的两个边角,好容易两人把一袋水泥抬起来,他还是身板直直的,生怕白衬衫蹭到水泥袋上。这样的干活法,你能急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水泥会从他手里掉落。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一旦水泥从他手里脱落,后果显而易见。我担着心,跟他合抬几袋以后,索性自己一个人搬起来。尽管使尽了吃奶的力气,速度也快不了,起码相对而言保险。

  我们也和泥拌灰,跟上从一城四关请来的泥瓦匠师傅垒墙。逢到这时候,自己十几年前跟上村人在省城走工时候学下的点滴手艺,就派上了用场。师傅们往往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说道:“你做这营生倒显得手不生。”我就一五一十向师傅们讲说自己的曾经。师傅们听了,一边说:“看不出啊!”一边叹息。也额外的对我多了些关照。常招呼我歇歇手,喝上水,说话的语气也不再是那么疾言厉色,凶巴巴的,显得柔和了许多。

  赶上下雨天,我们就休雨工。大家说着荤话,粗话,开着各自的玩笑,狂放不羁地哈哈大笑。这个时候,我显得十分的不合时宜。我默默地待在屋子的一角,看着他们的狂欢,觉得那是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但是也有雨天不歇工的时候。有一回,下着那么大的雨,大家正在粗鲁地胡闹撒野,尖声地乱叫怪笑,头儿来了。他大步踏进门来,雨水顺着他的雨衣往地下直淌,很快就聚了一汪积水。他浓黑的眉头皱成一团,就是在雨衣帽里也看得分明,很明显是因为什么生了气,但我们不明就里,只是盯着他。他一声令下,让我们冒雨挖沟。大家披着一领塑料布,冒着哗哗大雨,到了挖沟的地点,纷纷跳进沟里,埋着头,奋力躬身挖起来。头儿兀自震怒不已,站在沟沿厉声骂着娘,让干活的人浑身战栗。有一刻我想,真正的劳改队,或许也就是这样子的吧。那些囚犯,没有丝毫的人格可言,任由那些工头或者管教管制着,发泄着,因为,他们根本无需获得属于人的权益。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们看做“非人”。甚至于,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他们自己也不把自己当做人看了。

  当然,我也收获了些许的温暖。那是真正的温暖。常常,在挖沟的时候,会有一个眼神望过来,默默地瞅我一眼,笑一笑,彼此不言语,然后低了头继续各做各的。或者,收工的路上,会有一双手伸过来,接过你肩头的工具,也是彼此不说话,只是看上一看。——逢到这样的时候,心里,就充盈着一种难得的暖意了。

  这一段生活历程,不仅彻底使我的胃乖乖听话起来,日渐趋于稳定状态,而且也使我深深地理解到了越王勾践那份心情。熬着吧。熬着吧。我给自己打气。我挣扎在生存线上。其他,根本无暇顾及。作为人本身的种种,都已经退后,一概不谈。都是扯淡。我们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妻儿,对得起父母,就已经是天大的本事了。这种底气,是生活这所学校,给予我的最可宝贵的东西。我一直小心地珍藏心里。我永志不忘。

  经历了这一切,我以为,命运再给予我什么,我都不再惧怕。都能安然领受。

  20xx.9.1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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