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因为身体不好，大大小小也去过十几次医院，每次生的病不一样，遇见的医生不一样，偶然发生的事也是各不相同，今天偶然心血来潮，突然想把那些难忘的小经历都整理记录下来，也算是一点点小小的纪念。
人生中第一次不是因为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去医院大概是在高一，那时每次午睡后起来或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时心脏都会跳的很快很不舒服。我和母亲忐忑的去了市医院的心脏科，那里只有一名看起来很和蔼的老爷爷，他听了我的情况后告诉我要在心脏上安装一个检测器以便观察，大概要带一天左右，并嘱咐我明天中午11点左右记得来医院安装。我有些为难的问老爷爷可不可以12点再来，因为明天上午全都是数学课我不想请假。老爷爷笑着说：“我11点半就下班啦，不锁我可以等你小姑娘，12点记得来。”后来检查结果出来后说是早发性房早，爷爷笑着安慰我说没关系，没有大碍，我和母亲心里的石头也总算落了地。
第二次去是因为在高考临近时我居然长了针眼，那时我还从未听说过“针眼”这个病，只是觉得右眼皮里面长了一个小疙瘩，眨啊眨的好痛。当时因为家里一点变故父母都不在我身边，我只能自己请假然后胆颤心惊的去了医院。眼科的医生是个漂亮的年轻姐姐，她给我做完检查后告诉我没有大碍，可以做个小手术把它切掉或者服药就可以治愈。我谢过她后她很阳光的笑，一瞬间我的心也晴朗了起来。我哼着歌下了楼，却看见医院里有个中年男子一瞬间被警察逮捕，手上拷着明晃晃的手铐。
第三次去医院是在高考后的暑假，也是这一次让我有了做手术的体验。高中时我胃的右下方有时总是疼痛难忍，后来一检查原来是阑尾炎，之前一直都是疼的'时候就吃药，暑假时在父母的劝说下终于去做了手术，做手术的地方使我们那儿的三甲医院，也是因为院长和我父亲的关系不错，我们一家人就在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做手术的前一天我就听见父母在低声商量要给麻醉师多大的红包，我不解的问：“妈，做手术还要给红包?不是交了住院费和手术费?”我妈乐了，说：“小屁孩儿，当然要给，给了人家才能上心。”我“哦”了一声，又嘀咕道：“不给我就不信能打坏了。”我妈斜了我一眼说：“人家都给，咱也一定要。”
就这样，第二天我就被推到了手术室，麻醉师看样子和我妈差不多大，她告诉我会给我的剂量打少一点，不然对身体不好，我下意识的答应了。很快药劲儿上来我有些迷糊了，快睡着前我依稀听见大夫间的对话。
“听说这小孩儿她爸和院长关系不错。”
“是吗?这小孩儿她爸叫什么?”
然而麻醉剂量小直接导致我在手术的最后几分钟醒过来，那种疼真是不能用语言形容的，我拼命扭动身体却发现动不了，只能不停的左右摆动头，求救似的和大夫说：“大夫，我好痛!”大夫没理会我，估计在全神贯注的做手术，我只好重复了一遍，因为真的疼的忍受不住。大夫回答我说：“你忍一下，马上就结束了。”我听完竟然又沉沉睡去了。等我醒过来，好家伙，心脏、血压检测器都在我身上运转，左手上打了好几瓶点滴，竟然还带着氧气瓶。即使我后来恢复的很好，曾经的那个阑尾位置再也没有疼过，但这段经历我怎么也忘不掉。
之后我也因为皮肤病、脊柱等问题先后去过好几次医院，也知道有很多医患关系紧张的新闻被报导。我承认，我见过私自收费、收红包、不负责任的医生，但我也见过热情、认真、有医德的医生。我们不能因为个别人而否定一个群体，但我也支持用一个群体的平均标准衡量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在医院这个小社会中，患者们或者无助、贫穷，或者愚昧、粗俗，亦或者积极、阳光，医生们或者冷漠、逐利，或者坚持、奉献。在医患关系难调节这个问题上我无法评论谁强谁弱、谁对谁错，只能说，每一名医生患者，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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