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四岁，我住在大姐家。
一个秋天的中午，我三大爷家的大儿子——方子大哥匆匆来了，进门就坐到了炕沿上，掏出烟包便开始自己卷烟抽。我仔细端详着他：三十岁左右的他鬓角已经生出白发，头上包了个黑色围裙，腰上捆了个同样的围裙，黑黑的双手笨拙地捏着烟丝，眼睛一边瞟着米柜上的饭锅，一边用舌头舔着卷好的烟卷，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火柴把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朝着天棚，一圈一圈的烟雾吐出来……大姐跳下地，到厨房拿了个碗，盛了满满的一碗合拢条（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面条）递给他。大哥连忙接过来，三口两口就吃完了。望着已经空了铁锅，大哥似乎有些依依不舍的放下碗。
木讷的大哥跟大姐没说几句话，就把带在自己手腕上的一块很旧很旧的手表摘了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个给卖了吧，家里实在太难，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好在还是苏联货，挺值钱的。”大姐接过表看了看，问：“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卖吧，多少都行。”说完，他站起身，拿起竖在门口的赶车鞭子就走了。
大姐捧着那块表，左看右看，反看正看，很是爱不释手的样子。我从大姐的手里接过来也看，尽管看不出什么，但我知道肯定是件非常珍贵的物品。那是一块圆型的、不大的手表，表的前面已经划了很多的痕迹，表的后面已经发黄，里面的数字也很旧，金属表链都磨掉了颜色。但大小指针走得很有力，震动得我的手都在抖，仿佛在一字一顿的诉说自己艰辛的历史，也好像在哀叹自己离开主人悲伤的心情。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大姐说：“你去跟咱爸说说，给留下吧，这是个好东西。”
等我的父亲回来，我真的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很为难，说：“等你长大再说吧。”望着大姐给我递的眼色，我不依不挠地撒起泼来，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自己想得到它的`愿望。父亲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决定买下这块手表。父亲翻箱倒柜忙活很久，终于将五十元钱放到了大姐的面前，说：“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了，你跟方子商量一下吧。”
那是一叠五元一张的纸币，是那种旧版的五元钱，整整十张。大姐将钱数了数，又叫我再数了数，确认无误，就庄重地放到了箱子里的一角，用包袱压住后，再盖上箱盖。手表终于戴在我的手腕上了。
自从戴上了那块手表，我突然感觉自己比别人优越了许多，也自信了许多。每当看见有人的时候，我不再往人群的后面躲了，而是高高的擎起自己的手腕，装作看时间；干活的时候，我也要将戴表的那只衣服袖子挽得高高的，好露出手表；在等待电影放映时，我也不停地抬起手腕看手表，装作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姐一再让我把表摘下，可我不但不听，而且总是用另只手摸着手表才能入睡。
那只表在我的手上已经戴了很长时间了，可大哥还没有来。自从家里放了这五十元钱，我的家仿佛一下子变得沉颠颠，放钱的那个躺箱子也变得神秘而珍贵。贫困和饥饿，使这五十元钱对我产生了异样的诱惑。这样我每天又多了一件事——去看放在箱子里面的钱。一天，我偷偷的拿出一张，央求大姐说：“大姐，咱俩花点吧，大哥也不知道卖了多少钱，花一张他也不知道啊。”二十几岁的大姐经不住我的缠闹，说：“行，就花一张啊。”这一张五元啊，让我和姐姐还有大姐的两个孩子着实过了一段很殷实的生活，记得最清楚的是大姐买了一斤桃酥，每人分了四块。买了一斤月饼，每人一块。大姐还格外给了我五角钱。
方子大哥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来。由于生活的艰难，我们先后从箱子里又拿出两张，添补了家里生活用。望着渐渐薄下去的那叠钱，我仿佛看见大哥那渐渐瘦弱的身影，仿佛看见大哥那哀怨的眼神，我的心涌起一丝不安和内疚。我每天都在期待大哥快来呀，再不来，我……
方子大哥终于来了，是在第二年开春。看见大哥一进门，我慌忙将挽起的袖子放下来，心“咚咚”地跳起来，像一个逃学的学生突然被老师撞上那样的不自在。当大姐地从箱子里拿出那二十五元钱时，我看见大哥的眼睛一亮，两只手在围裙上使劲地擦了擦，接过钱后，右手食指在舌头上舔了一下，就开始数。大哥数钱的速度很慢，几乎是一张要数几遍，不时地用手反复地捏捻着，生怕两张粘到一起。五张纸币在大哥的手里不停的上下交换位置，大哥的脸上渐渐地露出笑容。他终于把钱数完了，如释重负般地喘了口气，从兜里拽出一根小麻绳，把五张钱卷成一个卷，用麻绳把那卷钱捆上，揣到棉袄的里面，然后用手又摸了摸放钱的位置，说：“这下好了，种子的钱够了，剩点再买点粮食填补一下就差不多了。”
大哥当年的那块手表早已无踪影了，而对大哥的内疚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它让我明白，做一件错事只是瞬间的事情，而想忘掉这个错误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如果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当属这件。它尽管给我带来一时物质上的满足，可留下的是无尽的忏悔和自责。望着大哥那日渐衰老的面孔，我总要努力地弥补当年那永远也说不出口的遗憾。可我那憨厚的大哥总是眯缝着一双眼睛，朝我报以感激的微笑……
那笑容是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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