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可能没有跋，但很少没有序。序又有代序、译序、自序之分。
通常情况下，代序分三种情形，一是真心实意请师长批评，顺便做一点推荐，也是人情之常；二就没多少“真”字可言，纯是从利益出发，以种种手段，绕许多弯子，请名气大的人来给自己吹嘘，“促销”成了第一要务。
我有一段时间闲极无聊，专门找书的“前言”“序言”来看。看多了，也就摸着了一点门道。可惜身份地位够不上，不然我要是动笔给人写序，相信也差不到哪里去的。因为其中实在有一个可以套用的公式：大体上，先要表明自己为什么“破例”写序，不外乎作者后生可畏，起了爱才之心云云，又说三番五次的推辞未果，这才应承下来。这一段好比八股文的“破题”，又像大军出发前的“祭天”，所谓“出师有名”。表白完了，序作者、书作者、读者都要松一口气。跟着就是序言的主体部分，约等于夸奖部分，是华彩和主干。往往从文采、立意、境界、独创性上，全方位地给以表扬，浓墨重彩，铺张扬厉，不仅说得多，而且说得精彩，不由得人不服气。随后笔锋微转，挑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做些语重心长的批评，比如“虽然本书语言流丽之极，一气呵成，但是过度的重视技巧也有其负面影响。我不得不承认作者的形式和内容尚未偏废，还是结合得比较好的，然而精雕细刻中含有的危机，毕竟值得警惕”，批评倒成了赞扬的另类表达。最后当然还是要对整体予以肯定，指出暇不掩瑜，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代序的第三种方式说来叫人无奈，是像某些ＱＱ病毒一样，不经意间自己跳出来的。余斌在《张爱玲传》后记里说：“最奇的是第三版，是张爱玲去世不久，出版社赶着印出的，正文前莫明其妙冒出极醒目的题辞：‘献给所有热爱中国新文学的人们。’我是希望热爱新文学的人能够接受这本书的，但这样‘庄严’的题辞却让我莫名惊诧，也不知是何人代疱。”大概觉得正文前居然无序，不大象话，所以自作主张，加了那句让作者吓一跳的“庄严”的话。
译序和代序颇有不同。中国人翻译外国名著配的序，现代人翻译古代文言配的序，都是译序。若论知识含量，以这一种序最浓，若论个性化的见解，则这一种最寡淡乏味，难得看到“关于这一点，个人以为”，眼睛真要一亮。不过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早已熟悉的作家作品，译序因为它的千篇一律（生平、背景、代表作），大可一掠而过；对于不大了解的作品，还是先看看序的好，这就像要跟一个人打交道，先远远地瞧他一眼，有个扼要的把握，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他的世界。
照理说，规行距步的译序是不会闹笑话的，然而仍有例外。我从小摊子上淘到的“迎奥运纪念丛书——古典名著文库”，书是好书，序却不是好序：“北京申奥成功，举国欢腾，世人瞩目……为了更好地迎接这一历史性的体育盛会……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虽然尽可能地想要说得自然，还是难掩牵强生硬，因果之间的跳跃几乎像意识流了。我的同学看了就笑：“申奥不成功他就不发行这书了？赚钱就赚钱吧，要不要找这么大一个理由啊？”
真正有意思的还是自序。这也分三种类型，一是淡淡道来，不着痕迹。乍一看无味，“细按则深有趣味”。最现成的例子是金庸全集三联版序。讲讲童年，对读者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好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事实上也没有。敢这么写序的作家其实十分自信，一切都在小说里了，你自己去看便是。序言只限于跟读者拉拉家常。
再一种自序是我私下里最偏爱的，才华横溢，序本身即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余秋雨的好几本书都有这特点（除了和人吵架说的那些负气的话）。比如《文化苦旅》序，从文化年龄、心理年龄说到学问应该做到户外去，与山山水水完成某种对接。又讲到出行的收获及对自己文章的希望：“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张爱玲《传奇》再版序也是如此。先讲出书的兴奋，又一笔荡开，“出名要趁早”背后是“迟了来不及了”的“惘惘的威胁”。又从蹦蹦戏里品出滋味，“觉得非常伤心了”，再一笔漾回来，“然而现在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说到炎樱画的封面，她的临摹，并由此生发开去，“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张的前夫胡兰成在《禅是一枝花》中也将序写得极有味道，从胡适考证说起，倒过头去梳理中华禅文化，然后把《碧岩录》约略一提，结语“我希望我此书写禅的思想，亦有一种风日洒然”。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正文内容不多涉及，而是就相关话题巧妙地打擦边球。说是序也可，视它为正文的第一篇也能成立。这样的序摇曳生姿，起落无迹，“走题”走得漂亮，文末轻轻一个筋斗，又翻回题旨，着实叫人心旷神怡。
自序中比较不可原谅的是“感谢信”一型。谢谢老师、谢谢父母、谢谢朋友，出版社当然要谢，配插图的、文字校对，挨着个儿的谢过去。如同手机消息“群发”，被谢者众。刚开始我还有毅力往下面看，以为后面总该有点实在的东西，等到“几几年几月”，他谢完了，序篇也完了，才知道是上了当。后悔也迟了。
我自己出过两本书。一本报告文学，统一由市政府作序，大权旁落到秘书先生手里，只好付之一叹；另一本是小说集《摆渡的人》，序言总算轮到我自己写。因为不长，所以录在下面，权充本文的结尾。
罗素曾经把人生比作河流，那么校园和社会之间就是一个渡口，处于转折期的青年就是划着桨的舟子，从稚嫩驶向成熟（或说，从单纯驶向微妙的复杂）。其中有些人安然渡过，无惊无险；有些人历经波折，终成正果；少数人却把持失当，船覆人亡。在这本书里，我集中描写了这样一批精神上的'摆渡者。之所以强调“精神上”，是因为我知道此外尚有不少为衣食奔波，为生计挣扎的同龄人。这个集子里没有很侧重的去写这一层面，所以是不敢称“全”的，好在原先也并没打算要面面俱到。
像这一类的题材，少年作家嫌它不够阳光、激情，成年作家又觉得它不够紧贴现实。“高不成低不就”，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段，这些两可状态的人，遂很少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关注。我尝试着以“断层期”为中心，向学校和社会两端作了短程辐射，具体的说，就是由求学写到婚姻。也许做得还不够好，方家见了不免一笑，但那是我功力尚浅的缘故，却不是素材本身不值得触碰。似乎是白先勇说过，小说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当然会有人反对——各持己见、和而不同，比之一家垄断、唯我独尊，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另一层意思是接引和超度。普遍的误解是只有死人才需要超度。然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也各有各的亏欠。谁也不能说自己从呱呱坠地就正气凛然，为人行事，从来都无愧于心。这便有个救赎的问题。基督教开的药方是“原罪说”，认定人类生而有罪，漫漫一生只是拿来赎罪。那似乎很容易导向“性恶论”，并且成天汗流浃背的作检讨，其形象实在也不怎么高明。但这正是基督教要的效果：人在上帝面前，越卑微越显得虔诚，还讲什么尊严？现在农村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也信教，定期到一起碰个头，坐在板凳上唱唱圣歌，听听故事，聊聊儿子儿媳，乐也融融。当然无害于世道人心，但总是离原初的教义比较远了。倒是印度的佛教经过禅宗一番“中国化”处理之后，呈现别样的境界，那是我所私心向往的。天生慧根的智者可以直接仰仗佛法破孽化痴，我辈凡俗之人只能用类似的悲悯情怀渡己渡人。是想借一点这样的意味，结果不尽如人意。
以“此岸”、“渡口”、“彼岸”的顺序排列，意在表明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回望”，虽然来路上有些风景，其实已不愿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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