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现实逼得我不得不长大散文

2020-08-27散文

那一年现实逼得我不得不长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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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才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地问我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1997年,我在青岛的全国网球联赛总决赛中,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成人组全国单打冠军。

  很遗憾的是我完成了爸爸的心愿时,爸爸已经看不到了,有时我会想象如果爸爸还在,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不会抱着他女儿开心地笑着,应该会为他女儿而感到骄傲吧?从爸爸离开我后,“爸爸”这个词我会尽量避免提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是我藏在内心深处、不能触碰的重要秘密,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它不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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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省队后不久,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次出国交流的机会--那时省队通知我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来自全国各地的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这是国家网球中心举办的活动,赞助商是耐克中国公司,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一共有六男六女十二名运动员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获得去美国网球学校学习10个月的机会,我非常幸运地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1997年,办签证还是件非常麻烦的事,也费了不少周折。而我此刻的精力更多地要用在上海举办的全运会比赛上。全运会一结束我就要远渡重洋,妈妈放心不下我,独自来到上海看我,我们母女俩见缝插针地见了一面。妈妈送我到机场就忍不住哭了,一面是舍不得我小小年纪就要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活,连个伴都没有;另一面也是思念离世不久的父亲,但又不能明说,只能以眼泪来抒发心中的郁结。

  耐克公司联系的网球学校在得克萨斯,上海只有直飞洛杉矶的飞机,我要在洛杉矶转机一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时我办的是学生签证,需要有一张I-20表才能过关,但是监护人在我出国之前忘记给我这张表,人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反复盘问我这张表的去向,那个时候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讲,大家只好大眼瞪小眼地僵持着。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没有见到过这张表,他们不信,说这不可能。又问我来美国是准备去哪里,待多长时间,我就告诉他们我要去的那家网球学校的名字,然后,他们还打开我的两包行李仔细检查。

  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是耐克赞助的运动服。这番交涉的结果,是他们把我关到一间小黑屋里,自己去联系我要去的网球学校。我不知道他们把我锁在小黑屋里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将要乘坐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房间里没有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手足无措地坐着,还掉了几滴眼泪。之前打青少年赛也出过几次国,但那都是在有领队和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大约在小黑屋里待了20分钟,海关的人把我放出来了,他们联系到了网球学校的人。告诉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你得在两个月内让学校的人帮你去移民局补办这张表。

  这时,我原定要搭乘的飞机已经飞走了。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胆子,我开始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因为不懂英语,我就专找亚洲面孔的人求救。有一位男士人非常好,他告诉我下一班飞往得克萨斯的航班在明天早上6点,他可以帮我申请把机票改签到那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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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网球学校的前两个星期,一句英文都听不懂。之前比我早去学校的中国男生已经出去打比赛了,唯一能够沟通的台湾球员又和我住得很远--为了让学员们早日熟悉英文环境,学校安排住处时将我们隔开了。我同屋的美国女生大我两岁,这个美国姑娘和我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孩子不同,非常外向且健谈,不管我能不能听懂,她每天都要噼里啪啦对我说一大通英文,实在交流不了,我俩就打手语,比比划划地告诉对方:该吃饭了!该去训练了!该睡觉了!她对我的英文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网球学校,我们的学习和训练时问是对半分的。早上,黄色的大校车送我们去离学校10分钟车程的学校上课。到了中午再接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去学校的食堂吃饭。下午1点半开始训练或是打友谊赛,有时还有体能教练带我们练体能。晚上6点半左右吃晚饭,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

  网球学校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汇集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肤色、操着各种语言的孩子,在这里可能会遇到八九岁就已经打得有模有样的小朋友,也有可能看到20岁出头的职业选手在赛季结束后来训练几个星期。我们上午学的课程主要是语言和数学,中国来的孩子们应付此地的数学课程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们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攻克语言关和打友谊赛上。

  后来我看到有报道说,“美国先进的训练手段,让李娜的球技有了明显的提高。”说老实话,训练计划什么的,哪儿都差不多。网球学校的优势在于打比赛的机会比较多,可以让队员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美国的网球学校不少,相互之间的友谊赛非常频繁,基本上每两天就会有一次校内的比赛,每周会有一次网球学校之间的友谊赛,比赛结果还会影响到学校的排名。网球学校的学生在自己学校内也有排名。今天打比赛赢了,就加上几分,排名也许会往上升一升,明天输了,排名就会降几位。男女生是混在一起排名的`,很富挑战性也很有趣。

  我在网球学校打了10个月,排名浮动在第三、第四名的位置上。当时在学校最有名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匈牙利女生,她起点很高,那时就已经打到了世界青少年赛前三四名的位置,学校很重视她,专门请了一位资格很老的教练单独带她。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参加职业赛事时,我还不时在赛场上遇见她。每次相逢大家都会微微一笑,打个招呼。

  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加上我天性喜静,和网球学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等到圣诞节的时候,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偌大的校园蓦然空空荡荡,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

  时节又是寒冬,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实在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信。当时,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

  爸爸去世后,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有时打比赛,主办方会发点奖金,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

  出国后,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要问我还有没有钱,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不缺钱。

  真是讽刺的现实,我们俩都穷得要死,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我很好,我有钱。

  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因为那是他/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父亲去世后,我的世界都像是变了颜色。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感觉都像是灰色的,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那么美丽、那么罗曼蒂克的感觉。那时的我倔强、忧郁,坚硬得像块石头。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不管之后多么富有、多么轻松,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她影响我的程度,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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