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贫穷，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新鞋，都是母亲将旧的改造而来。这是一个永存于我心灵深处的“历史档案”：在昏黄的煤油灯(有时是竹子烧起的火把)下，母亲把一些旧衣服裁裁剪剪，然后缝成一件件“新衣”;将别人穿破的“解放鞋”讨回来，把破鞋帮剪掉，然后另做鞋帮缝上去，就成了一双“新鞋”，母亲将其命为“改球鞋”。当我和妹妹们高兴地穿上时，母亲也会在一旁开心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然而我们这样的“新衣”或“新鞋”却常常受到来自那些穿真正新衣新鞋的同学的嘲笑和歧视，所以当我是中学生时，我宁可穿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和打赤脚，再也不愿穿这种“新衣”和“新鞋”，气得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
从小学到中学，我差不多都是用铅笔做作业，其间母亲曾给我买过一根圆珠笔心，我着实高兴过一段时间，我把圆珠笔心塞进一节竹管，这样拿在手里写字时要好很多。但圆珠笔心毕竟用不了多久，当它再也写不出字的时候，我曾想过很多的办法，比如往空笔心里面灌“马桑泡”(马桑树结的果实，挤破后流出紫色的汁液，有小毒，甜味，曾有过许多小孩因误食而中毒)，或是用别人用完的电池砸滥泡水再灌进去，最后都失败了。我时刻梦想着能拥有一支钢笔，这个愿望直到高中快要毕业时我同母异父、跟外祖父生活的哥哥才送给我一支。记得曾经有一次，上数学的刘老师这样说我：“作为中学生，不能老用铅笔做作业”。虽然我知道当时刘老师绝不是因我没钱买钢笔而有意这样说的，但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我当时的还不健全的人格和尊严。
现在想来，我今天依然不健全的人格，或者说叫心理障碍，大多是那时候形成的：老天造就了我一个性灵的大脑，却没有给予我相应的生活和成长的空间：每当我看到别人穿上新衣或拥有一支钢笔，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甚或自虐情结，后来这种情结甚至恶性膨胀到对社会的强迫性对抗，以至若干年以后成为我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