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迄今为止，读到的几篇中文的记叙牛津的文章，包括张贤亮的一篇，都是强调牛津的院系设置,古老的传统,建筑的雄伟，资源的丰厚,校园的幽雅……是牛津的精英所在。这是毋容置疑的，这些是牛津的优势，是牛津的魅力。
可我觉得，牛津最宝贵的精髓，最超群的非凡，在于牛津的人，是那些有着高瞻远瞩的眼光，有着开明包容精神的牛津人。
欢迎晚宴上，我被安排坐在特邀嘉宾勃朗宁博士旁边，他是牛津研究东方宗教的教授，他的主攻方向是伊斯兰教、佛教和回教。读着他的名片，我玩笑地问了一句，“您和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是亲属吗？”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早准备好了答案，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会问这个问题”。勃朗宁教授抬起眼睛，看着我， 儒雅地说了一句，“我是来自伦敦东区的勃郎宁，诗人是伦敦西区的。” 东区和西区是伦敦穷区和富区的界线。
勃朗宁教授的回答，开始了我们一个晚上愉快的谈话。
晚宴还是设在学生饭厅里，只是铺上雪白的台布，饭厅的工作人员为大家送上饭菜。中间巨大的壁炉，火光温馨，给大家在古老城堡的饭厅里面带来了暖意。四面墙上，都挂着几百年来的校长，校董的肖像画，他们大多是英国皇族，或者贵族。唯一的例外，是在进门的门框右上方，有一幅主厨在工作的油画，这位主厨为林肯的学生，做了一辈子的饭。把他的画像和其他的大咖挂在一起，用勃朗宁的话，“这是牛津大学，也是林肯学院的与时俱进”。
林肯学院的饭厅
勃朗宁教授快七十岁了，一头整齐的白发，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语音语调都透着温和。他告诉我，他最了解的中国人是郑和。
“我最了解的中国古人，也是郑和。”我回答道。勃朗宁教授把郑和作为研究的人物，这不奇怪，郑和是一位回教徒。
我曾经特别着迷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因为小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那是把郑和的下西洋的旗舰——“宝船”，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乘的小船，作一个同框对比，真有一座大山和一座小丘的差距。我好奇极了郑和的这段航海历史。总是在想，郑和带领着大明船队在十五世纪初（1403-1433年），七次下南洋，到达了非洲，中亚。比欧洲大航海时代整整早了七十年，如果他们再走的远一点，发现美洲大陆的就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了。
“那就不是英语，而是中文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了”。我加上一句。
“那太好了，我一直遗憾没有年轻时学一门中文哪。”勃朗宁和我见到的很多老美一样，永远在任何场合，都能说话得体，又不失时机地送出一句flattering word（好听的话）。
勃朗宁高兴地叫住拉克利夫博士，我们会议的主持人，英国政府的前传媒部主任。指着我说，“这位中国女士是我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
坐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大笑起来。这就是勃朗宁的英式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