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日日月月盼过年，长大了岁岁年年如一日。现在的过年除了鞭炮和烟花，生活上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过年能买到的东西，平时也随处可见，所以现在过年远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兴奋和期待。
春节年年过，真正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春节不是很多。年的记忆就像大树的年轮，有些事在记忆里刻骨铭心，有些事如白驹过隙一飞而过。
在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过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落实责任制后的第一个年。那年春节至今想起来依然十分清晰。那时山区的农民还很贫穷，路不通，电不通，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爸妈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自家的承包地精耕细作，又遇上风调雨顺，五谷总算获得了较大的丰收。那年秋收，地里的苞谷堆满了三间竹折子楼，房前屋后的屋檐挂满了长长的包谷串，苞谷把自家的房子也装扮成了金黄色。
进入冬季，爸爸犁完冬地就开始收拾粮食，先留足来年的口粮，剩下的粮食就找来一群群的马帮驮到集市中去卖，换来生产资料和日用品。整个村子卖粮要持续腊月二十四。父亲卖过粮食，闲暇时也打猎，砍过年柴。最多的时间是制作苞谷酒。妈妈是熬苞谷糖的能手，爆米花、做核桃糖、芝麻糖、花生糖，准备过年的物品。盛酒的容器储满了苞谷酒、野果子酒。妈妈把各种各样的糖装了几大塑料口袋。杀了几头猪的腊肉挂满了山墙。烘烤的血粑粑，豆腐干，红豆腐散着奇香。村里的米面加工房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柴油机的马达声通宵达旦，那时我刚上中学，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村里没有买对联的习惯，从腊月二十五开始，我的职业就是帮左邻右舍写对联，东家请西家接，写完对子写门神，最难写的是家神“天地君亲师位”“永赐多福”这些字，要求写的既大又匀称，每次动笔心情都很紧张，写完后，头上总是冒着汗。有的还要写“福禄财神”动笔时主家总要封个红包强逼我收下，他们说“红包”就是俸禄，只有收下了俸禄才预示着来年有钱用。几天下来，我的腰包总是鼓鼓的。更欣慰的是我的毛笔字也有所长劲了，下学期的学费也不用爸妈操心了。
最忙的是腊月三十，我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爸爸要在山坡山找树疙瘩，听老辈人传教说三十晚上的火要旺，树疙瘩烧的越大，来年将有大猪杀，一个树疙瘩往往要几个人抬着放到火塘里，烧几天几夜。三十那天，妈妈从早忙到晚上，洗肉、洗菜、忙一顿谈年饭。天快黑了，还要到祖坟上烧纸上亮。一家人稍息片刻就是吃谈年饭了，爸妈很迷信的，放完火炮子又是烧香，请祖宗回来过年……那神态非常恭敬的，心里还在大声祈祷；“保佑来年……”。我也肃然起敬。
吃年饭了，餐桌上没有海味，山珍还是有的：腊猪蹄子炖竹笋，酸辣子炒麂子肉，野兔肉闷土豆，金鸡肉捣丸子，还是凑了满满的一大桌菜。自产的包谷酒，猕猴桃酒，拐枣酒，轮换交替。
年饭后爸爸让我们听收音机广播里的节目，我妈妈总是忙的不亦说乎，给家神换香，让他们保佑来年丰衣足食，堂屋里香雾缭绕，烛光闪烁，大门外，水井边都要烧香，烧裱。母亲那种虔诚与崇敬，我和弟妹们对过年的那种心境也进入了角色。
除夕先得给族人拜年！我们几个小孩，也排成一队，在大年初一漆黑的凌晨，从大奶奶家一路拜下去，清脆的童音，从村头响到村尾，简直是一个小小的拜年合唱队。大人在初一早上拎着礼包才去拜年，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农家的院门和正门隔着一个小院，拜年的人们，有的还没踏进院门呢，嘴里已经扯着长长的嗓门，喊起了拜年的吉利话。说是吉利话，其实也没什么实质内容。除了“过年好”，用拖着长调的老家方言喊出来，这样的拜年话充满了体贴、温暖和敬意。在这样的仪式里，人们把朴素的祝福传递，给长长的岁月打上一个美好的结，告别一年，迎来另一年。
请客在山村更是井井有条，这一家酒桌上酒席正在进行，下一顿邀请已达成共识。酒桌猜拳行令，一个个喝的如红脸关公，酒桌上谈论最多的是：昨天xx人喝酒做了现场直播，xx家酒菜如何桑口。中午休息了老年人翘着胡须在院坝里唱唱花鼓子，年轻人拉大嗓门吼几句“一把火！”那种难忘的过年场面从正月初一轮流到十四，村里村外真是喜气洋洋，女的穿戴花花绿绿，男的身穿中山装，脚蹬双星鞋，潇洒走世界。
如今我在城里过了六七个年了，城里过年火树银花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高空爆炸的礼花震得高楼都在颤动，龙灯狮子舞动着人山人海。无论城里的年怎样热闹，我都感到内心的空虚，城里热闹的年丝毫没有冲淡我对乡村过年的回味。也许年龄渐大，也许城市的年味不足，不知怎的，乡村的年却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