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那一声爸散文

2018-11-06散文

  小时候,生在乡间。巴掌大的一个村庄,二十几户人家。村东头咳嗽一声,村西头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的。不是咳嗽声有多大,而是村子实在小的可怜。谁家喂的几只鸡,谁家养的几只羊,谁家杀了多重的猪,谁家的小伙子出去相亲了,谁家的闺女订婚了,谁家来了亲戚了……这些都不是秘密。村子小虽然不免有点儿闭塞落后,但邻里上下却从未有过吵吵闹闹的事发生,也没有因为鸡零狗碎失了和气。张家的猪偷吃了王家的食,李家的鸡把蛋下在赵家的柴草堆,这些事经常发生,却都能忍让迁就,彼此都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整个村子,对自己父亲的称呼却惊人的一致。无论老小,不管是什么辈分,都一律叫“大”,我们都认为,这也应该是唯一正确的称呼。大家都这样,习以为常,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再说了,“大”字加一横,就变成了“天”,或者变成了“夫”。那可是每个家庭的“天”,挑起家庭生活的顶梁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对于这个称呼我们是怀有十二分敬畏的!

  然而,直到我10岁那年,我们的这个神圣的称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先是从山西浑源县,迁来一户人家,落户在我们村,姓田。他们家有一个年龄和我们仿佛的女孩,人长得很清秀,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嘴唇。一笑,还露出两颗“虎牙”。穿的虽然很旧,但很干净。对门红花夹袄,上面缀着“桃疙瘩儿”(一种自己编成的扣子),黑条绒裤子,已经磨得有点儿发白发亮,家做的带把把的黑布鞋(hai,我们读“xie”为“hai”.本地方言读音。),前面还绣着粉红色的带绿叶的花儿。她看上去是那种很随和,让人觉得能够接近的那种孩子。她的名字叫桂花儿。

  她们家安顿下来以后,我们就在一块儿玩。没几天,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一起上山挖野韭菜,上树打榆钱钱,在河溏捞蝌蚪、翻车车。到野地里,寻雀儿窝,拔醋溜溜,摘沙奶奶。唯一让我们不习惯的是,她操着山西浑源口音。这让我们觉得既新鲜又别扭。于是我们时不时地学她的口音,为此,她很不高兴。更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是,她经常这样说,我“爹”如何如何。我们被她的这种闻所未闻的称呼,搞得一头雾水。起初,我们以为“爹”是她的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才听出来,她的我“爹”,和我们的我“大”是一回事。我曾问过我父亲,桂花儿怎么不叫“大”叫“爹”?父亲若无其事地说:“在川底和口里(我们这里对大青山以南的土默川和山西的称呼),有些人家管“大”叫“爹”,也是个乡俗。和咱们叫“大”是一样的。”这是我以前从未听父亲说过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大”也可以叫“爹”。这简直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于是,我们在一块儿玩的时候,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经常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脯,动不动就学着她的口音,叫我“爹”,叫我“爹”。还不时地做着鬼脸。弄得她一脸茫然,手足无措。有时竟至于嘤嘤的哭了起来。有那么好几次,她哭着跑回去,向她“爹”告我们的状,说我们欺负她。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和我们一块儿玩了。就一个人在自家的小院子,拾些儿碎的瓷碗瓦片儿,拔些儿花花草草,在那儿假装做各种炒菜。每当我们从他们家门口经过时,她就偷偷地跑过来看我们,然后又怅然若失地慢慢走回去。她是想和我们一块儿玩的,但她又似乎有所顾忌,不敢和我们一块儿玩,怕我们再“欺负”她。我们也忽然觉得她初来乍到,一个人很是孤单,很是同情她,也很可怜她。后来,我们又主动放下架子找她一块儿玩,再也不学她的口音了,搞恶作剧了。和以前不同的是,她尽量不说我“爹”如何如何,而改成我妈如何如何了。在“妈”的称呼上,我们是一样的。逐渐的,她有意地学着我们说话,力求把她的口音改过来,以便更好地和我们相处。一年以后,她的口音完全变了,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只是“爹”这个称呼她一直没有改。我们也渐渐习惯不以为然了。

  就在桂花儿迁到我们村的第二年秋天,我们村有一个嫁到县城的姑娘,回娘家住了一个多星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省亲吧。县城离我们村有50多公里。那个年代,在我们的心目中,县城是个大的不得了的地方,听去过县城的大人们说,那里的大街上夏天有卖冰棍儿的,有国营饭店、有澡堂、有旅店、有理发馆、有书店、有很多很多的商店、有各式各样的小吃喝和玩具……随姑娘省亲来的还有她的儿子,这个男孩子比我们小一二岁,但个头明显比我们还猛些儿。皮肤很白净,穿的比我们干净得多,也时尚得多。是有四个带盖兜儿的毛哔叽褂子,白色的确凉衬衫,那是我们这里娶媳妇时也未必能穿得上的上好料子。这又让我们有点自惭形秽,说话也少了对桂花那样的趾高气扬。但我们凑在一块儿玩的时候,他似乎除了穿的比我们时尚,皮肤比我们白净以外,什么也不懂,见了野草叫韭菜,什么小麦呀、莜麦呀、油菜呀,他全认不得,这让我们很是瞧不起他。无形中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了。他似乎并没有所察觉到我们的不以为然,见了什么都很新鲜。时不时地问我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也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的口音虽然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似乎又带了一点其它的味道,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我也说不清。那大概是一种县城特有的声音吧。我们极力地去模仿,就是说不出人家那个味儿。这又使我们很自卑,仿佛人家的舌头长得比我们巧。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称呼自己的父亲为“爸”,动辄就是我“爸”怎么怎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大”除了叫“爹”外,还能叫“爸”。于是我们对他油然而生一种敬意,那种感觉仿佛和童年鲁迅先生听到长妈妈脱掉裤子站在城墙上,能让炮弹失声并无二致。觉得只有城里人才能叫“爸”,凡是能做“爸”的都是公家的人。和我们的“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听他说,他“爸”是个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老兵,在县城的粮库上班儿,这让我们既羡慕又有点儿嫉妒。当然,他“爸”拄着双拐的情况,他是从不提起的。我当时暗暗发誓,将来一定做“爸”,让自己也变成城里人。

  记得有一天,就是叫“爸”的那个城里孩子回他们家的那天。我学着他的口吻,怯生生地叫了我“大”一声“爸”,正在院里栽扫帚的父亲,起先,他大概以为自己听错了,看了我一眼,又继续栽他的扫帚。我又壮着胆子,叫了一声“爸”。父亲先是用眼睛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接着,一个大巴掌甩过来,口中还骂道:“忘本儿货,才跟城里的娃娃耍了几天,就‘爸’‘爸’的,不怕闪了你的舌头,那是你叫的。再叫打断你的腿。”我撒腿就跑,真没想到,叫了一声“爸”,惹了这么大的祸。真是祸从“爸”出啊!那情形,似乎叫“爸”就是对父亲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亵渎。

  从此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再没有称过我父亲“爸”。年龄渐长,在某些场合,碍于情面,也为了自己的一点儿虚荣心,直呼我父亲为“我们家老汉”或“我们家老爷子”……现在,我已经做“爸”了,也变成了城里人了,而我的“大”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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