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票证时代的酸甜苦辣散文

2018-11-28散文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人们的深刻记忆,见证着老百姓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记载了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真实情况。

  ——题记

  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每次母亲上街赶集,都少不了我这个小不点儿,母亲都会到街上的饭店里买点好吃的,什么油条,水煎包子,蒸包儿,美美的饱餐一顿。突然有一天,饭店里不再卖给我们包子油馍,看着别人买饭的时候掏出一种花花绿绿的小票,大口地吃着喷喷香的包子,嘴里流着口水,小脸上挂满了委屈的泪珠儿,母亲无奈的叹了口气,从那以后走在饭店门前只能望而却步。

  那时的农民们没有广播,收音机和报纸,不能及时的了解政策,只听人家说,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票叫粮票,以后没有粮票就吃不到饭了。这让我们很是郁闷,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让人既眼馋又痛恨的粮票,让我们再也不能吃到饭店的饭了。票证开始走上了漫长的岁月,这一走就是三十多年。

  票证种类很多,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烟票,酒票,糠票,火柴票,肥皂票,就连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要凭票去买。就因为我们是农民,除了一尺七寸布票外,其他的票证都与我们无缘。

  我们农村人生来就是土里刨食儿,靠天吃饭的,在统购统销政策之下,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动,除留下自己的口粮以外,把大量的粮食以低价交给国家,那叫交公粮,国家只给农民每人每年一尺七寸布票,别的什么也没有。

  那年月,粮票就是通行证,城市人吃的是皇粮,每个月有规定的粮食指标,随时都可以兑换成粮票,还有很多票证。农民可就不一样了,如果实在需要出远门,需要粮票,只能拿着自己的口粮,带上大队部开的介绍信,公社开的证明,到公社粮管所换取粮票,否则就只能饿着肚子。

  城市人有肥皂票,农民们只能买些白碱面和皂角树的皂荚板儿洗衣服。有门道的人,可以走后门买一些洗衣粉和肥皂。或者城里有亲戚朋友的,也能用上肥皂和洗衣粉。农民们每个人每年一尺七寸布票,两三年也不够做一件衣服,只能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种一些棉花,把棉花纺成线织成布,供一家人的穿戴,虽然没有城里人穿的漂亮,洋气,但也能遮风挡寒还耐实。没有肉票,自己养猪,养羊,鸡鸭鹅等,自己有吃的,还能卖给食品站换点钱。没有煤票,烧锅的燃料就地取材,各种庄稼的杆儿和秧子,地里的青草割割晒晒都能烧锅。没有油票自己可以种芝麻换油吃,种些黄豆,可以榨油,还可以磨豆腐。

  那时候儿,中原地带土地贫瘠,又没有化肥,农村生活本来就贫困,温饱都难以维持,一般的庄户人家很少买得起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那种票证对农民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即便是有个别条件好的人家,想买自行车缝纫机,只能剜窟窿打洞找门道,或者央亲托友找一张票。

  农民遇到好的年景,粮食收成较好,除了交公粮以外,农民的生活会相应宽裕一些,只是没有城市人细粮那么多,大多都是杂粮,农民习惯了粗茶淡饭,起码不会饿着,不用掏钱去买,也省了很多的繁杂的手续。

  遇到灾荒之年,农民挨饿则首当其冲,虽然国家有所照顾,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温饱。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中原农村,农民们普遍过大集体生活,吃着食堂饭,生产队不许农民家里冒烟,大家互相监督,看见谁家烟囱冒烟,干部们立马跑到家里,把小锅子拎出来,当众摔个稀巴烂,还要罚一天不能吃饭,这样每家每户的烟囱就成了摆设,有的干脆扒掉。那些基层当官的为了面子,大搞浮夸风,上级来检查的时候,他们把红薯叶子放在下边,上边堆点粮食,充当粮食屯子,隐瞒了上级,致使老百姓们没有饭吃,饿断了筋骨,吃尽了苦头。一年到头,一日三餐连一个正经的红薯面窝窝都吃不上,都是些红薯叶子菜窝窝儿,饼面儿(花籽油饼面)掺红薯叶子窝窝,群众们吃了都得浮肿病,那些青壮年劳动力们都拄上了拐棍儿。那时候我正在上小学,本来从小身体就不好,爱挑食,特别嘴叼,每天看着那饼面馒头,泪流满面,一口也咽不下去,眼看着一天天饿的黄皮寡瘦,头大脖子细,母亲忧心忡忡,生怕我又象上边的哥哥姐姐一样丢了小命儿。恰在这个时候,伯父送来几斤散碎的粮票,并给母亲说:这是五(我的堂哥)寄回来的,五还特意交代,小妹妹身体不好,千万别把小妹妹饿死了。

  我的堂哥是志愿军,升了军官儿,自己省吃俭用,把省下的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寄给伯父,伯父怕我把大票弄丢,拿到街上饭馆里,换成零星小票给了母亲,让母亲每天只能给我二两,要细水长流保住性命就行。每天下午上学去的时候,母亲在我兜里装二两粮票,一毛钱,让我放学的时候去饭店买一碗肉丝面条儿吃,并且塞了又塞,再三嘱托,千万不要弄丢了,弄丢了你就得饿肚子回来。

  那时候集市上就一个国营饭店,在汽车站旁边,饭店只供给来往坐车的人们吃饭,卖饭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一看当地的小孩子有粮票也不给,我就站在路边,急切的看着有下车吃饭的老太太或者中年妇女,赶紧跑到人家跟前,央告说:奶奶或者阿姨,您吃饭的时候带上我好吗?我有粮票和钱,人家同意了,我就把粮票和钱给人家,跟着人家后面排队。有时候遇着好人就能吃到饭,有时候看着人凶巴巴的,就怵悄悄的不敢开口,等了半天,眼看着天黑透了,才饿着肚子回家,有时候肚子饿的实在不想走,就为了吃一碗饭,等到很晚很晚才回家,母亲就揪心揪肝的,着急了就蹒跚着小脚儿,摇摇晃晃走很远的路来接我。

  灾荒年过去后,大食堂也散伙了,农民的生活普遍有了改善,恢复了往日的自由生活,除了生产队里分的粮食,按各自的意愿,在自家自留地里种些芝麻,棉花什么。六四年的时候,国家为了搞好农业,提高粮食产量,经常派一些农业技术人员下乡给农民传授农业技术,派解放军下乡帮助农村搞生产,还有包队干部,这些都是吃商品粮的人员。派在村民家里吃饭,不管好赖饭,每顿是四两粮票一毛钱,特别是农村青年小伙子们,都争着让这些干部技术员们上自己家吃饭,一来多学点农业知识,二来也能得些粮票。青年们把得的粮票,象宝贝一样揣在怀里,在伙伴中炫耀一番,偶尔去城里办事,逛逛大社会儿,也能坐在大饭店里,炯气炯气,享受一下有粮票被人伺候的滋味儿。

  母亲最喜欢把她的小毛丫头儿打扮好一点,可每人每年只有一尺七寸布票,小孩子又长得快,一家人的布票也不够给我做两件衣服。伯父家,外婆家,舅妈家,姨家,姑家,他们都主动把自家发的布票都给了母亲,母亲就去到供销合作社,左挑右选的给我撕些洋布或者尼子布,凭着自己的艺术眼光,用精湛的手工,给我做出时髦又漂亮的衣服。

  上中学的时候,还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农村的孩子,不管路程多远,都要大挑儿小挑儿的粮食,红薯,交给食堂,每天吃着红薯面窝窝和蒸红薯,看着人家吃商品粮的同学,不用受累,轻轻松松的把粮票交给伙食长,顿顿吃着白面馒头,真是羡慕极了,发誓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来个鲤鱼跳龙门,每月由国家发给粮票,吃着白面馍馍,什么票证都有,过上城里人生活!

  事与愿违,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迫使正在中考的我们不得不搁浅了学业,回到家里,继续过着普普通通的农民生活。下学的第二年,母亲身染重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紧紧拉着我的手,用微弱嘶哑的声音,喃喃地说:“哇呀!我的席子下边有个小布包儿,布包儿里有六尺布票和五块钱,布票是你姨给的,本打算我病好了去给你撕件衣服,看来是办不到了,妈不行了,再也不能亲手给我小闺女儿做衣服了,只能你自己去撕点布,上缝纫铺去做吧!我给你姨和你舅都说了,叫他们以后把他们每年的布票都给你,女孩子大了要穿好点,不要让人家笑话,我死了以后,没有人疼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话还没有说完,我的母亲圆睁混沌的双眼,带着诸多的不舍,缓缓松开了我的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她心爱的女儿。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国家经济飞速的发展,市场商品供应逐渐好转,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类商品基本上敞开供应,满足需求。到了一九九三年,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凭票供应商品的历史宣告结束,农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来去自由,买卖自由,逐步走向幸福的小康生活。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人们深刻的记忆,那些记忆中,有诸多的酸甜苦辣,也记载着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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