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周围村庄和校园里的炊烟里混淆着稻草和泥土的气息，钻进我的肚子里。外出的母亲未归，父亲正专心地捯饬他的无线电。我晃荡在操场上，像一只等候喂食的小鸟。被在屋檐下喝着烧酒的陈老爹爹瞅见，龇着嘴对我笑咧。他用筷子指着木桌上的菜碟，对我招手，我会意地跑过去，亲切地喊“陈爹爹好”！“叶姨家的饭菜比我妈烧得香多咯”！我捧着香喷喷的饭碗又连忙说道；“陈爹爹哎，你收音机要是不响了，我叫爸给你修”！陈爹爹摸摸着我的后脑勺，沾着酒水的山羊胡子笑开了岔。其实，没多久我在王阿姨家也这么说的。陈爹爹那时也许并不老，他没孙子，有两个和我大姐二姐一般大的孙女。王阿姨是一名副课老师，和我母亲极为要好。在我家困难时期，她曾给予过及时的帮助。不久之后，王阿姨一家调动到别的学校，有次王阿姨回到油中来叙旧，母亲不顾我地苦苦哀求，把我最喜爱的一只健硕的大公鸡宰了招待王阿姨夫妇，对于他们的到来，我家有着一种节日般的隆重。她俩曾经在长长的圩埂上走上几十里路相互去拜访彼此的娘家。那时，她们很年轻。沉闷宽松的衣服依然掩盖不了从她们扎着的长长的两条麻花辫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长长的圩埂给她们营造了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是家庭和亲人不能给予的。她们会谈论家庭、工作以及爱情和身世吧。母亲还是童年的时候，就被过继给油榨街道一位孤老太当孙女，母亲的童年是被孤独和恐惧包围着的。小小的年纪就要和大人们去河对岸的峡石山捡拾柴火，去更远的大山里采摘茶叶补贴家用。时常在日头将没的傍晚瞅紧随行的大人，落单意味着惊悚和无助。母亲说，在长长的圩埂上，她曾不止一次地目睹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死去的人。那时，狼巴子猖獗地以人尸为食。我无法去触摸一个只有十多岁小女孩，在面对这样的童年有着怎样具体的内心痕迹，在油榨这片乡土上，我和母亲有着截然不同的童年世界。
在我的心里，油中是一座我生于此长于此的犹如村庄一般的童年故乡。故乡的含义太广泛，可以是留在明月里的一注目光，是大洋彼岸，是一条河流，是巍峨的群山，是一缕炊烟一抹气息，一种味道，一间老屋，一座坟头……对于心存故乡的人，故乡早已长在你的心头，成为一间存着岁月风物以及人事的故居，推开这扇门，你就会觉得自己还是个有根的人。那位住在圩埂上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如今我理解为何会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的背影在圩区散发着异乡人的气息，如同我在他乡的夜晚对着明月思念着亲人的瞬间，是一种如影随形的孤独。不知会有多少人会把油中当作故乡，油中仿佛只是体制和时代的轨道里一所临建的驿站，在上世纪末最终被撤销并入他处，先是成了一家养鸡场，黑板、窗台到处散落着鸡们的痕迹，它们成了油中的另一种代替。曾经那些朗朗的读书声被鸡鸣狗吠淹没。那些空洞、倾圮、散落的油中痕迹，是否收藏着我的童年和她曾经辉煌的过去？过几年我再去，那些曾经残留的痕迹也消失了，油中已彻底的从圩区的土地中抽离，变成了农民的田地。她已然是这片土地里的一位过客，或者成了一位空巢的孤独的被子女们遗忘的老人，在某一天离我们而去，这片土地也成了怀念她的人祭奠的遗址。我脚踩着这块土地，依然是亲切的，因为我的根已在这里扎下，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那条我家屋后水渠，已经沉默成了一条污秽的小沟，紧依在沟边的老树还在，虽然水沟已不再流淌和清澈，水面漂浮着农人遗弃的药瓶和杂物，我也分不清那一棵树是我临走之时和二姐亲手种下的，但我依然能够感应得到那些童年夏天里从它们之间传来地阵阵扰人的蝉鸣。此刻，它们却和我有了最亲密的关系，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电话拨给在远方的大姐，因为她曾经浣洗的少年身影，又在沟边忽隐忽现。是的，此时我是一个寻根的人。
我曾经几次邀约父母一道前来这片故土缅怀过去，但是，他们总会在支支吾吾中找一些零碎的事由婉拒。这令我颇为费解，父母已于多年前退休在家，过着简单而念旧的生活。油中深深地烙着他们漫长的十九年的岁月，他们在此工作、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事实上太多的油中往事，已经成为他们老年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而对于母亲，油榨沟不仅是她工作过的地方，更是她的成长地。我走过油榨街道，面对着的是一些熟悉而静默的旧物和陌生地望着我的眼神。我看着一位佝偻的老人蹒跚地走在幽静的、沉灰的、寂寥的巷陌上，时光已把一种在时代里颓废的油榨往事浸入到她的背影之中，面对着物是人非，我已然是成了一名孤独的过客。我突然明了父母的屡屡婉拒，实际上，在他们的心里有着一种比我更加难以释怀的沉重。如果说岁月是导演，往事如戏，故土便是舞台。当你身处其中的那场戏落幕了，和你共同交织过多味人生的故人也都散了，在他处登上了另一个新的舞台，继续演绎另外的人生。如果已经离开了三十年的父母，走在现在油榨街道和蛮荒的油中土地上，他们或许更会有一种凄凉地触动。会有多少故人认识他们呢？即便有一些未故的老人和父亲散落在圩区各处的如今业已老矣的学生们，他们的叙旧也都会是礼节和敷衍地。因为，时代便是一片土壤。它能培育单纯而真实的亲密空间，也能制造出浮躁和陌生的距离。父母对他们的圩区岁月也日渐陌生了。
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先是油榨区的撤离，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油中，已然成为老师们竞相离开的单位。油榨沟中学仿佛真的成了一条阻碍老师们前途的“沟壑”，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累赘。油中如同一块贫瘠的土地，老师们在这里收获不了希望。油中的老师们，像一个个急于抖掉泥土味的农民，告别圩区的乡土。实际上对于我父亲这样一位没有什么关系的普通教师来讲，一次进城的调动，对他自身的前途没有实际意义的变化。然而，进城意味着与职权部门近一点，获得的信息渠道多一点，在上世纪，这意味着一个在体制内家庭子女的命运。父亲常说，如果不是他积极的工作和一些过硬的技术，他便进不了城，他的子女们的命，运便会与圩区的乡土有了某种不可切割的联系。乡土，似乎成了河流最低处的一片将要干涸的水域，如果不努力跳出，将会困住你的命运。事实上，新世纪的社会大转型如巨浪回溯，人们又有了更多的机遇来扭转命运。不可否认，在体制内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里，父亲的“进城”决策，给我以及群体内的子女们带来了生存的捷径，我似乎是一个受益者，但同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束缚和未知的失去。我似乎又游进了一片难以逃离的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