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修养到了一定程度的人都想做圣人。何谓圣人?词典上的解释有两条：其一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其二是封建时代臣子对君主的尊称。想做圣人者显然追求的是其一而不是其二。然而想做圣人者未必就能成功，想入圣未必就能人圣，单是有这种念头本身就不是圣人的标准。也就是说，圣人并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统治者往某个躯壳或脸面上贴一个“圣人”的标签就成了圣人。圣人是人中之杰，是被后世确认的最具价值的理想人格的楷模，是“百世之师”。如此说来，圣人难做。
从某种意义上讲，“圣人”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能被称为圣人者寥若晨星。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圣人是传说中的神农、庖牺、黄帝、尧、舜，他们以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为万民歌颂、顶礼膜拜。诗经时代的伯夷、文王、孔子、老子、孟子、苟子、孙子或以他们的文治武功，或以其嘉言懿行被后人请进了崇高无比、辉煌煊赫的圣人殿堂。在中国历史上，诸子争鸣时代产生的圣人最多，除上述公认的圣人外，“楚辞”的鼻祖屈原、土木工匠的祖师鲁班、医药学大师扁鹊等都可进入圣人的行列。到了汉代，唯物论者王充，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天文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华佗等也坐在了圣人的席上。再往后呢，南北朝时期的范缜、王羲之、祖冲之，隋唐时代的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白居易、孙思邈，宋元时代的沈括、朱熹，明清时代的曹雪琴、李时珍、徐光启等也被后世尊为圣人。到了近代大约人们对圣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也或许圣人的确定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因之很难有人进入圣人行列。
除被历史学家载入志书的圣人之外，广大劳动人民在其心目中还矗立着另外一些“圣人”，如释迦牟尼、王母娘娘、观音菩萨、送子娘娘、八罗汉、姜子牙、诸葛亮、孙悟空等等。这些“圣人”或从佛教而来或从神话中来但却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意愿经过佛教色彩的渲染和文学作品的夸张，这些“圣人”在人民的思想上根扎得更深更牢固，其光辉形象超过了真正的圣人。
孔子无疑是圣人中的圣人，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影响无人能够代替。他的圣明之处在于，在纷乱的社会中独具慧眼，省察到凡人观察不到的道心神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刘勰《文心雕龙》。在汉代，随着孺家思想的被尊崇，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孔子被戴上圣人的桂冠成为自古以来影响最大的至圣先师、人世问最大的教化主。他的伟大之处是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还是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创立了一整套思想体系和哲学体系。他的思想学说，经过两千多年的潜移默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传统的风俗习惯的准则，构成了有别于两方国家的中国式的社会习俗和家庭生活风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东方国家，远及西欧，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一个民族的化身。
凡圣人者都是在一定领域独树一帜并且取得最高成就的典范人物，除至圣孔子外，还出现了亚圣孟子、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词圣苏轼、文圣欧阳修、药圣李时珍、茶圣陆羽等。他们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绝后、无人可与之并驾齐驱的地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圣人也是从人民中产生的，他们的辉煌成就其实也是集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这一点，圣人也无法否认。东汉的王充就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是没有的，他在《论衡》中甚至敢于批评孔子(《问孔》)、孟子(《刺孟》)那样的“至圣”和“亚圣”，指出他们的许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
这就是说，圣人也是人，并非生而圣之，但他们却以辛勤的劳动和创造精神为人类贡献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常人，由常人到圣人经历了一个艰难玉成的过程。人世问，圣人虽如风毛麟角，但却来自于常人的百倍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以为圣人。既然如此那么想做圣人就不是望尘莫及的事情，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指责那想做圣人的人，反倒应该鼓励其成为圣人，保护其积极性。世上多一个圣人对人类有益，对历史有功。
对一个常人、凡人来说，即使成为不了圣人，也应该孜孜不倦地追求圣人的事业，为人类做一点贡献。
我自己，自然也想做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