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关于《诗经》的形成，有两种说法，一为王官采诗;一为孔子删诗。研究者认为“孔子删诗”基本上不可信，对于“王官采诗”也提出了怀疑，但只是破而不立。所谓“采诗”，据汉代人说，这是由上古时代传下的一种制度，到周代还保存着。周王朝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各地去采集民歌民谣，以便了解民情，察看政治的得失。由于长期坚持采集所以就积累了大批的诗歌。(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页)
《诗经》中的作品，就创作年代来说，上下相距五六百年。由于东周后期社会动荡，周王朝已无力再采集诗歌，当时，社会家庭的伦理已经出了很大的偏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于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作《春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的笔法，寓褒贬于文字，分别了善恶的不同。如《郑伯克段于鄢》，由于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说是庄公的弟弟;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没有教好弟弟，有杀害弟弟的意图。不写共叔段出奔，有责难郑庄公的意思。春秋笔法，实际上是孔子“正名”思想的延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 子路》)庄子指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但在孔子看来，名与实是合一的。因此，“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自己也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从《春秋》的“经”来看，它是一部颇为简略的大事记，记载着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中周朝和各诸侯之间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文字极简略，所以很难了解这些事件的梗概。这就出现了解释它的《公羊传》、《左传》和《谷梁传》。
综合“六经”之教，有必要转述今人关于《礼记·经解》篇的一段释文：“为人既能温柔敦厚，又不愚昧不明，那就是深于《诗》教的人了;为人既能通达知远，又不言过其实，那就是深于《书》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洁静精微，又不迷信害人，那就是深于《易》教的人了;为人既能恭俭庄敬，又不烦琐苛细，那就是深于《礼》教的人了;为人既能属(zhǔ)辞比事，又不乱加褒贬，那就是深于《春秋》教的人了。”(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9月，第728 页。)
以上，是关于四书五经的简单介绍，就是古人在童蒙阶段读与背的内容。如清代学者戴震，“性强记，《十三经》之正文与其注，无不能背诵。”(吴枫、宋一夫主编《中华儒学通典》，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8月，第1162页。)对比现代学校的教育，在童蒙筑基的阶段，却要花许多时间应付繁重的课业，一天到晚，唯分数的高低是瞻，良可叹也。反之，古人在六岁时受塾师的教诲，连续九年时光，就把四书五经全背下来了。所谓“三更灯火五更明，正是男儿立志时”。前面三年，基本上把学习的心定了下来;第五年，有了广博的基础;第七年，一般就小有成就，开始有自己的见解了;第九年，就可以触类旁通，而且主体力量充足有力，可谓“大成”了。所以，朱熹在21岁的时候，就能重建白鹿洞书院;孔子在30岁的时候，就能设馆授徒。再看看现在的教育，用了大把大把的时光在学校里，也才学得了一点点知识，至于受用一生的人伦道德，并无建立，走出校门后，又免不了沦为赚钱的工具，生活缺乏诗意。但古人不必如此，读了书，有真学问。他们的人生，在“稻粱”之外，还有精神与理想。